与圣经的人物和时代认同的难题

作为传道人，也作为教授圣经和神学的老师，我们面对一个必然遇上的难题，也是一个很好的难题，就是我们必须来回于理论性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的实际应用之间。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笔者作为圣经教师、顾问牧师兼传道人，曾尝试把圣经研究与释经的问题和灵修学贯串起来，从中得到不少帮助。我们一方面注重正确的释经法，防止滥用信仰群体这件基本工具，另一方面也注重一种健全而充实的灵修学，好让我们对神更加敬畏，为人正直不阿。

当然，基督徒的经验相当复杂，并非只是一群敬虔的人在没有质疑、没有交流、没有对话之下，被动地领受神的信息和吩咐。为什么呢？因为借圣经而来的启示，是一些经历挣扎的先贤先圣用人的话语传给我们的。圣经的真理不是平面的，并非那么容易识别。我们发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表达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我们可以从身处的时代跳进圣经的时代，在两个时代之间划上等号吗？我们应该与圣经故事的什么人物认同呢？要从经文的学术性、批判性研究，进到讲道和教导上的应用，怎样的进程才是合适的？

在这个难题上，我从南非的学者冼奈文（Gerrie Snyman）及专研旧约神学的布格曼（Walter Brueggemann）得着启迪。冼奈文讲述以斯帖记如何被人应用于南非的处境，并提出了他的见解；布格曼则把以斯帖记与旧约那更阔大整全的信息贯通起来。两者的睿见都让我得益不浅。

冼奈文的〈基要主义的认同和论述〉（“Identific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Fundamentalism: Reflections on a Reading of the Book of Esther”）一文，其题目正好说明了他的思想架构。¹

冼奈文曾吩咐学生写一篇注释以斯帖记第九章的文章，指明必须从叙事进路入手及针对教会的实况。他以其中两份功课为例，讲述学生如何在圣经人物与现代人之间划上等号，把受压迫的南非黑人等同犹太裔的以斯帖和末底改，把一度居于统治地位、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白人等同恶人哈曼。学生道出了一种他们认为有较高道德水平的观点，歌颂南非白人的治权被推翻。但叫冼奈文不安的是，这个结论却同时把暴力合理化，也把经文的意思过分简单化。他看到不论是提倡旧日种族隔离政策的论调，或是今天属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解放论者的观点，都包含了宗教的基要主义。

让我们温习一下以斯帖记的故事，回想犹太人如何为求生存而作出反击。哈曼这个位高权重的波斯官员十分痛恨末底改，而末底改却是王后以斯帖的亲戚兼监护人。哈曼利用歧视和惧怕异族的心理玩弄权术，叫波斯王杀灭犹太人。他批评犹太人拒绝被波斯人同化，献计在某时某日把国内的犹太人除灭——彻底的种族清洗。其后，末底改游说一直掩饰犹太人身分的以斯帖为同胞求情。她必须表现出勇气和机灵，才能获恩准到王面前，向王提出请求。结果她用美酒佳肴侍候王，得到王的欢心，随即大胆揭发哈曼的阴谋，求王施恩。在王的震怒之下，哈曼连同儿子一同遭处决。

末底改擢升为高级参事，他凭着王所赐的权柄下了一道谕令，批准犹太人在本来要被杀的一天采取自卫行动。第九章的记载可以叫人十分困惑：犹太人没等到敌人来袭就先发制人，杀死所有他们怀疑是仇敌的人。此一激进的举动导致数以万计的人丧命。没有谁敢抵抗犹太人，人人都知道王已让末底改执掌大权，人人都要尊重王后的意旨。有些解经家认为此举是合理的，是务实而明智的行动；另一些人则质疑行动的道德理据。

冼奈文并不恭维这行动，他认为被杀的波斯人在某种意义上是无助的一群，根本不会引起什么即时危机。在他看来，把行动合理化是基要主义一些有偏差的观点所造成。基要主义过快把圣经时代与当今时代划上等号，而且把圣经过分简单地看为神的话语，不赞同去质疑一些似乎是圣经时代可以接受、甚至是神认可的价值观。

早前居于南非的白人基督徒相信，白种人和黑种人是不该混合的，异族通婚及异族的许多交往都该禁止。白人基督徒把自己等同于圣经的选民，声称既然犹太人不该与迦南人混合，白人也不该与黑人混合。他们认为把纯种人跟次等人分开是基督徒当履行的本分，是圣经的基本教训。若遇到反抗，有人拒绝遵守种族隔离法，白人采取残暴的措施去执行政策乃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认为暴力是无可避免的，而圣经也曾提及圣战这回事。

冼奈文提醒我们，尽管我们力图与圣经的时代和原则拉上关系，古代世界和我们的世界始终差距甚大。每个圣经故事所发生的场景，包括那时人们的世界观、法律、风俗习惯，都跟现今的截然不同。冼奈文更进一步指出，我们不可过快地把自己的处境与圣经故事等同。我们必须小心那些只有一个面向的意识形态。换句话说，圣经的一些图画或会基于某些神学理由，戏剧性地把一些人物描绘成全然邪恶。我们可能把某些人物鬼魔化，不认为在他们身上可以看见什么人性或人的价值；我们却同时过分赞赏其他人物，宽容他们的软弱。

笔者身为旧约教师，可以想到许多可以说明这事实的例子，如历代志所描绘的扫罗王便是一例。相比之下，申命记历史（deuteronomic history）让读者得见一幅更全面的扫罗画像，包括他拯救基列雅比人这件美事；历代志却没有记载他解救基列雅比人的事，它所描述的扫罗可谓一无可取，全然失败。申命记历史也让读者得见一幅更全面的大卫画像，叙述他打赢了一个外邦巨人，以及他谋害一名效忠的军人，与对方的妻子苟合；历代志则不提大卫的负面故事，明显略去了他跟拔示巴通奸的罪过。

把圣经的时代和处境等同今天某个时代和处境时，必须记得有多方面的张力。我们可能找着某些认同点（points of identification）、类似的关注或接触点，但我们不应把认同某人或某个处境，当作是两个世界的等同、百分之百的重叠。

我们十分需要以合适的词汇来显示我们可以如何连系古代世界和当今世界，又要以合适的词汇来显示怎样是不当地把两者相连。看来「认同」（Identification）一词能让这两个世界恰当地连系；但把「认同」推进到「等同」（Equation），就是不智了。

冼奈文指出美学的认同（Aesthetic Identification）可以是积极的，意即人进入经文的故事世界时，可感受到那世界的难题和生命力，享受着一种美的喜悦，但却同时知道故事世界不等于现实世界。虽然他被吸进故事世界里，他仍晓得这始终是两个世界。假使一个人否定或忘记了他是来自一个不同的世界，这种美的体验就被基要主义的伦理规定所取代，使得他只懂复制故事，而把当前其他故事的一切版本或修订涂抹掉。

冼奈文详细讨论了五类认同：联想的认同（associative identification）、欣赏的认同（admiring identification）、同感的认同（sympathetic identification）、宣泄的认同（catharsis identification）及讽刺的认同（ironic identification）。他的讨论建基于丘敖时（Hans-Robert Jauss）的著作Asthetische Erfahrung und literarische Hermeneutik（1982）之上。那是一本很有用的书。

作为旧约教师，笔者相信布格曼的睿见有助我们探讨该如何运用圣经。大约两年前，笔者有机会跟布格曼会面，问他如何看以斯帖时期的犹太人在还没遇袭就先行杀敌，他是否认为这举动有问题？会否有其他解决方法？毕竟自从以斯帖得到王的宠幸，并显露了她的犹太人身分之后，犹太人已有王的荫庇了。对于这个问题，布格曼当时还没有特别探讨过。其后，笔者很高兴知道这问题却得到另一位学者冼奈文的关注。

布格曼对以斯帖记有颇正面的诠释，假如他把冼奈文的心得也包括在内，就更为理想了。布格曼认为应把以斯帖记的问题放在一个广阔的背景去理解。在其新作《旧约导论：正典与基督徒的想像》（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The Canon and Christian Imagination）中，他一如过往作了十分详尽的讨论。

布格曼指出，在犹太人用于敬拜周年的五卷节期经卷中，以斯帖记是最后的一卷。这经卷是以故事的形式，讲述犹太人在波斯帝国的威胁下生活所表现的勇气。这故事由神圣的想像所构成，要建立那些在敌对环境中挣扎求存的犹太人。虽然这卷书本身欠缺文献证据，不能证明它是历史，但它确实是神的话语，被纳入正典之中。它严肃地看待人在可能被吸纳或被除灭的处境下生活所遇到的切实难题。 （在这一点上，我们看见布格曼从冯德﹝Gerhard von Rad﹞得到启发，他与萧德斯﹝Brevard Childs﹞的看法也相类似。）

布格曼把四个有关以斯帖记的研究作了一个摘要，它们在探讨及评论以斯帖记的手法上很不一样。这是布格曼的作风：不去推崇当中任何一个观点，总容许对经文作多方面诠释。不过，他所提的第四个研究，明显地较切合他的心意。

这个研究特别讨论书中人物的矛盾角色。以斯帖被描绘为一个在父权社会下权力薄弱的人物，波斯王则被描绘为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暴君。可是，波斯王却容易受人摆布，或听从哈曼的恶计，或听从以斯帖和末底改的献议。以斯帖并非是一个真真正正的边缘人物，她看似无权，却拥有操控王的大权。经文没有明显提到神，但读者可以看见神却隐藏于解救其子民的过程中。在这样一个人物和处境都有点模糊不清的世界中，我们看到希望，因为一切还没有定局。

布格曼很重视以斯帖记，认为它是个充满神学挑战的宗教故事。一群敬虔的子民若要在异族社会中挣扎求存，就得像以斯帖和末底改那样，必须学会如何调适，也必须保持群体的独特身分。一些具有神学实质和要义的神圣故事使他们的信仰得着育养。这些神圣的故事是借着神圣的想像构成的，它们所见的是另一个世界，而这世界能突围进入当前的世界。有些圣经故事说到一位明显可见、神迹地临在的神，有些圣经故事则发生于神较隐藏、祂的手不明显可见的处境中。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上。我们要与圣经的什么人物认同呢？我们的生活与故事怎样跟发生在另一个时代的圣经故事对应呢？我们只可有限度地与多个人物和时势认同。在某层面上，很多基督徒也像犹太人那样，在一个不了解、不重视基督教观点的敌对环境中挣扎求存。在某层面上，迫害基督徒或迫害教会的人，就像恶人哈曼。可是，我们的处境和另一个时代、另一批人物永远不会绝对等同。

我们从解构主义者学会了批评将两套时势和人物绝对等同的做法。我们批评一些南非人草率地把受压迫的黑人等同陷于危难的犹太人，又把掌权的白人等同哈曼。末底改和以斯帖不像许多黑人那般无助，他们有投靠王权的门路，且能巧妙运用。哈曼也不是彻头彻尾的坏蛋，不是唯一有过错的角色。他表现了一种合理的关注：那些不肯被同化的异族人可能对国家构成威胁。毫无疑问，以斯帖和末底改可以早在哈曼酿成重大危机之前，让波斯王知晓他的犹太臣民对国家的贡献。末底改蔑视得到王抬举的哈曼，可算不大明智。而且末底改先前没有鼓励以斯帖表露身分，又没有说出犹太人给波斯王国带来什么好处，可能是他缺乏勇气之故。

我们不要与末底改和以斯帖全然认同，但我们确实认同他们所关注的。其中一个可以成立的连系点是，我们像处于边缘的犹太人那样，必须面对一个难题：既要适应和溶入社会，又不可在最根本的身分上让步。另一个可以成立的连系点是，我们严斥哈曼疯狂的灭族图谋，批评他用强暴手段对付价值观不同的人。我们的故事和生活与圣经所载的有无数连系点，探讨两者之间近似的关注，会对我们很有帮助。而且，细察前人的解决方法有否在生活技巧上给我们指导或警告，也是大有助益。

因此，我们确定这一份矛盾：我们看圣经是一个陌生世界，却又是一个可让我们自我观照的世界。我们必须明智地不与圣经的人物、时代及解决方法全然认同，否则会陷入类似基要主义的危险，把人生约化为一套指定的、不改变的图画和答案。我们是凭圣灵而活，祂让我们与神、与过去之间得以连续，又与那有多向度的未来连接。圣灵装备我们，让我们面对一个开放而充满新机会、新挑战的未来。未来不应是复制过去，而是既从过去学习，也加入我们自己独特的新篇章。

李金好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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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载于Rhetorical Criticism and the Bible (New York: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2002), 16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