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圣经的人物和时代认同的难题

　　作為傳道人，也作為教授聖經和神學的老師，我們面對一個必然遇上的難題，也是一個很好的難題，就是我們必須來回於理論性的學術研究和知識的實際應用之間。這兩方面是相輔相成的。筆者作為聖經教師、顧問牧師兼傳道人，曾嘗試把聖經研究與釋經的問題和靈修學貫串起來，從中得到不少幫助。我們一方面注重正確的釋經法，防止濫用信仰群體這件基本工具，另一方面也注重一種健全而充實的靈修學，好讓我們對神更加敬畏，為人正直不阿。

　　當然，基督徒的經驗相當複雜，並非只是一群敬虔的人在沒有質疑、沒有交流、沒有對話之下，被動地領受神的信息和吩咐。為甚麼呢？因為藉聖經而來的啟示，是一些經歷掙扎的先賢先聖用人的話語傳給我們的。聖經的真理不是平面的，並非那麼容易識別。我們發現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代表達了各種各樣的觀點。我們可以從身處的時代跳進聖經的時代，在兩個時代之間劃上等號嗎？我們應該與聖經故事的甚麼人物認同呢？要從經文的學術性、批判性研究，進到講道和教導上的應用，怎樣的進程才是合適的？

　　在這個難題上，我從南非的學者冼奈文（Gerrie Snyman）及專研舊約神學的布格曼（Walter Brueggemann）得著啟迪。冼奈文講述以斯帖記如何被人應用於南非的處境，並提出了他的見解；布格曼則把以斯帖記與舊約那更闊大整全的信息貫通起來。兩者的睿見都讓我得益不淺。

　　冼奈文的〈基要主義的認同和論述〉（“Identific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Fundamentalism: Reflections on a Reading of the Book of Esther”）一文，其題目正好說明了他的思想架構。¹

　　冼奈文曾吩咐學生寫一篇注釋以斯帖記第九章的文章，指明必須從敘事進路入手及針對教會的實況。他以其中兩份功課為例，講述學生如何在聖經人物與現代人之間劃上等號，把受壓迫的南非黑人等同猶太裔的以斯帖和末底改，把一度居於統治地位、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白人等同惡人哈曼。學生道出了一種他們認為有較高道德水平的觀點，歌頌南非白人的治權被推翻。但叫冼奈文不安的是，這個結論卻同時把暴力合理化，也把經文的意思過分簡單化。他看到不論是提倡舊日種族隔離政策的論調，或是今天屬於主流意識形態的解放論者的觀點，都包含了宗教的基要主義。

　　讓我們溫習一下以斯帖記的故事，回想猶太人如何為求生存而作出反擊。哈曼這個位高權重的波斯官員十分痛恨末底改，而末底改卻是王后以斯帖的親戚兼監護人。哈曼利用歧視和懼怕異族的心理玩弄權術，叫波斯王殺滅猶太人。他批評猶太人拒絕被波斯人同化，獻計在某時某日把國內的猶太人除滅——徹底的種族清洗。其後，末底改游說一直掩飾猶太人身分的以斯帖為同胞求情。她必須表現出勇氣和機靈，才能獲恩准到王面前，向王提出請求。結果她用美酒佳餚侍候王，得到王的歡心，隨即大膽揭發哈曼的陰謀，求王施恩。在王的震怒之下，哈曼連同兒子一同遭處決。

　　末底改擢升為高級參事，他憑著王所賜的權柄下了一道諭令，批准猶太人在本來要被殺的一天採取自衞行動。第九章的記載可以叫人十分困惑：猶太人沒等到敵人來襲就先發制人，殺死所有他們懷疑是仇敵的人。此一激進的舉動導致數以萬計的人喪命。沒有誰敢抵抗猶太人，人人都知道王已讓末底改執掌大權，人人都要尊重王后的意旨。有些解經家認為此舉是合理的，是務實而明智的行動；另一些人則質疑行動的道德理據。

　　冼奈文並不恭維這行動，他認為被殺的波斯人在某種意義上是無助的一群，根本不會引起甚麼即時危機。在他看來，把行動合理化是基要主義一些有偏差的觀點所造成。基要主義過快把聖經時代與當今時代劃上等號，而且把聖經過分簡單地看為神的話語，不贊同去質疑一些似乎是聖經時代可以接受、甚至是神認可的價值觀。

　　早前居於南非的白人基督徒相信，白種人和黑種人是不該混合的，異族通婚及異族的許多交往都該禁止。白人基督徒把自己等同於聖經的選民，聲稱既然猶太人不該與迦南人混合，白人也不該與黑人混合。他們認為把純種人跟次等人分開是基督徒當履行的本分，是聖經的基本教訓。若遇到反抗，有人拒絕遵守種族隔離法，白人採取殘暴的措施去執行政策乃是天經地義的事。他們認為暴力是無可避免的，而聖經也曾提及聖戰這回事。

　　冼奈文提醒我們，儘管我們力圖與聖經的時代和原則拉上關係，古代世界和我們的世界始終差距甚大。每個聖經故事所發生的場景，包括那時人們的世界觀、法律、風俗習慣，都跟現今的截然不同。冼奈文更進一步指出，我們不可過快地把自己的處境與聖經故事等同。我們必須小心那些只有一個面向的意識形態。換句話說，聖經的一些圖畫或會基於某些神學理由，戲劇性地把一些人物描繪成全然邪惡。我們可能把某些人物鬼魔化，不認為在他們身上可以看見甚麼人性或人的價值；我們卻同時過分讚賞其他人物，寬容他們的軟弱。

　　筆者身為舊約教師，可以想到許多可以說明這事實的例子，如歷代志所描繪的掃羅王便是一例。相比之下，申命記歷史（deuteronomic history）讓讀者得見一幅更全面的掃羅畫像，包括他拯救基列雅比人這件美事；歷代志卻沒有記載他解救基列雅比人的事，它所描述的掃羅可謂一無可取，全然失敗。申命記歷史也讓讀者得見一幅更全面的大衞畫像，敘述他打贏了一個外邦巨人，以及他謀害一名效忠的軍人，與對方的妻子苟合；歷代志則不提大衞的負面故事，明顯略去了他跟拔示巴通姦的罪過。

　　把聖經的時代和處境等同今天某個時代和處境時，必須記得有多方面的張力。我們可能找著某些認同點（points of identification）、類似的關注或接觸點，但我們不應把認同某人或某個處境，當作是兩個世界的等同、百分之百的重疊。

　　我們十分需要以合適的詞彙來顯示我們可以如何連繫古代世界和當今世界，又要以合適的詞彙來顯示怎樣是不當地把兩者相連。看來「認同」（Identification）一詞能讓這兩個世界恰當地連繫；但把「認同」推進到「等同」（Equation），就是不智了。

　　冼奈文指出美學的認同（Aesthetic Identification）可以是積極的，意即人進入經文的故事世界時，可感受到那世界的難題和生命力，享受著一種美的喜悅，但卻同時知道故事世界不等於現實世界。雖然他被吸進故事世界裡，他仍曉得這始終是兩個世界。假使一個人否定或忘記了他是來自一個不同的世界，這種美的體驗就被基要主義的倫理規定所取代，使得他只懂複製故事，而把當前其他故事的一切版本或修訂塗抹掉。

　　冼奈文詳細討論了五類認同：聯想的認同（associative identification）、欣賞的認同（admiring identification）、同感的認同（sympathetic identification）、宣洩的認同（catharsis identification）及諷刺的認同（ironic identification）。他的討論建基於丘敖時（Hans-Robert Jauss）的著作Asthetische Erfahrung und literarische Hermeneutik（1982）之上。那是一本很有用的書。

　　作為舊約教師，筆者相信布格曼的睿見有助我們探討該如何運用聖經。大約兩年前，筆者有機會跟布格曼會面，問他如何看以斯帖時期的猶太人在還沒遇襲就先行殺敵，他是否認為這舉動有問題？會否有其他解決方法？畢竟自從以斯帖得到王的寵幸，並顯露了她的猶太人身分之後，猶太人已有王的蔭庇了。對於這個問題，布格曼當時還沒有特別探討過。其後，筆者很高興知道這問題卻得到另一位學者冼奈文的關注。

　　布格曼對以斯帖記有頗正面的詮釋，假如他把冼奈文的心得也包括在內，就更為理想了。布格曼認為應把以斯帖記的問題放在一個廣闊的背景去理解。在其新作《舊約導論：正典與基督徒的想像》（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The Canon and Christian Imagination）中，他一如過往作了十分詳盡的討論。

　　布格曼指出，在猶太人用於敬拜週年的五卷節期經卷中，以斯帖記是最後的一卷。這經卷是以故事的形式，講述猶太人在波斯帝國的威脅下生活所表現的勇氣。這故事由神聖的想像所構成，要建立那些在敵對環境中掙扎求存的猶太人。雖然這卷書本身欠缺文獻證據，不能證明它是歷史，但它確實是神的話語，被納入正典之中。它嚴肅地看待人在可能被吸納或被除滅的處境下生活所遇到的切實難題。（在這一點上，我們看見布格曼從馮德﹝Gerhard von Rad﹞得到啟發，他與蕭德斯﹝Brevard Childs﹞的看法也相類似。）

　　布格曼把四個有關以斯帖記的研究作了一個摘要，它們在探討及評論以斯帖記的手法上很不一樣。這是布格曼的作風：不去推崇當中任何一個觀點，總容許對經文作多方面詮釋。不過，他所提的第四個研究，明顯地較切合他的心意。

　　這個研究特別討論書中人物的矛盾角色。以斯帖被描繪為一個在父權社會下權力薄弱的人物，波斯王則被描繪為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暴君。可是，波斯王卻容易受人擺佈，或聽從哈曼的惡計，或聽從以斯帖和末底改的獻議。以斯帖並非是一個真真正正的邊緣人物，她看似無權，卻擁有操控王的大權。經文沒有明顯提到神，但讀者可以看見神卻隱藏於解救其子民的過程中。在這樣一個人物和處境都有點模糊不清的世界中，我們看到希望，因為一切還沒有定局。

　　布格曼很重視以斯帖記，認為它是個充滿神學挑戰的宗教故事。一群敬虔的子民若要在異族社會中掙扎求存，就得像以斯帖和末底改那樣，必須學會如何調適，也必須保持群體的獨特身分。一些具有神學實質和要義的神聖故事使他們的信仰得著育養。這些神聖的故事是藉著神聖的想像構成的，它們所見的是另一個世界，而這世界能突圍進入當前的世界。有些聖經故事說到一位明顯可見、神蹟地臨在的神，有些聖經故事則發生於神較隱藏、祂的手不明顯可見的處境中。

　　讓我們回到最初的問題上。我們要與聖經的甚麼人物認同呢？我們的生活與故事怎樣跟發生在另一個時代的聖經故事對應呢？我們只可有限度地與多個人物和時勢認同。在某層面上，很多基督徒也像猶太人那樣，在一個不了解、不重視基督教觀點的敵對環境中掙扎求存。在某層面上，迫害基督徒或迫害教會的人，就像惡人哈曼。可是，我們的處境和另一個時代、另一批人物永遠不會絕對等同。

　　我們從解構主義者學會了批評將兩套時勢和人物絕對等同的做法。我們批評一些南非人草率地把受壓迫的黑人等同陷於危難的猶太人，又把掌權的白人等同哈曼。末底改和以斯帖不像許多黑人那般無助，他們有投靠王權的門路，且能巧妙運用。哈曼也不是徹頭徹尾的壞蛋，不是唯一有過錯的角色。他表現了一種合理的關注：那些不肯被同化的異族人可能對國家構成威脅。毫無疑問，以斯帖和末底改可以早在哈曼釀成重大危機之前，讓波斯王知曉他的猶太臣民對國家的貢獻。末底改蔑視得到王抬舉的哈曼，可算不大明智。而且末底改先前沒有鼓勵以斯帖表露身分，又沒有說出猶太人給波斯王國帶來甚麼好處，可能是他缺乏勇氣之故。

　　我們不要與末底改和以斯帖全然認同，但我們確實認同他們所關注的。其中一個可以成立的連繫點是，我們像處於邊緣的猶太人那樣，必須面對一個難題：既要適應和溶入社會，又不可在最根本的身分上讓步。另一個可以成立的連繫點是，我們嚴斥哈曼瘋狂的滅族圖謀，批評他用強暴手段對付價值觀不同的人。我們的故事和生活與聖經所載的有無數連繫點，探討兩者之間近似的關注，會對我們很有幫助。而且，細察前人的解決方法有否在生活技巧上給我們指導或警告，也是大有助益。

　　因此，我們確定這一份矛盾：我們看聖經是一個陌生世界，卻又是一個可讓我們自我觀照的世界。我們必須明智地不與聖經的人物、時代及解決方法全然認同，否則會陷入類似基要主義的危險，把人生約化為一套指定的、不改變的圖畫和答案。我們是憑聖靈而活，祂讓我們與神、與過去之間得以連續，又與那有多向度的未來連接。聖靈裝備我們，讓我們面對一個開放而充滿新機會、新挑戰的未來。未來不應是複製過去，而是既從過去學習，也加入我們自己獨特的新篇章。

李金好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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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載於Rhetorical Criticism and the Bible (New York: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2002), 16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