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根博士与穗港两地的浸信会神学院

本院一年一度的浸会周已于三月六日至八日举行，主题为「早期国内及香港浸信会领袖剪影」，由张智理教授、梅智理（Jerry E. Moye）教授及刘振鹏博士分别介绍梁根（M. Theron Rankin）博士、慕拉第（Lottie Moon）女士、叔何显理（Henrietta Hall Shuck）师母及林子丰博士几位浸信会先贤。

今期《院讯》特别刊出张智理教授的讲辞，让读者可以透过他的探讨，回溯梁根博士对神学教育的贡献，也从中认识两广浸信会神道学校与香港浸信会神学院的关连。

今天是浸会周的第一天，我们聚首一堂，追忆浸信会一位先贤梁根博士，并探讨广州的两广浸信会神道学校与香港浸信会神学院的关联。本院师生每次走进学院的图书馆，都会看见他的名字：「梁根纪念图书馆」。为什么梁根博士那么重要，以致我们的图书馆也以他命名？¹ 他的事迹如何让我们看见这两间神学院的关连？

梁根是谁？ 1951年香港浸信会神学院正式成立时，他是美南浸信会联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海外传道部（Foreign Mission Board）的执行干事。他曾是海外传道部远东区第一任分区干事，也曾在广州的浸信会神学院担任院长。院长一职后来由刘粤声牧师接任，神学院也交两广浸信会联会全权管理。² 若要深入探讨梁根的生平，我们须细看三方面：他对在中国逐渐冒起的普世教会运动的理解；³ 他为加强宣教支援而策划的「奋进运动」（The Advance Program）；他的宣教哲学。在短短五十九年的人生中，梁根对中国以至全球的浸信会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将集中探讨他在神学教育方面的建树。

梁根的故事让我们认识两广浸信会神道学校的一段历史，也认识它与香港浸信会神学院的成立有何关联。 1918年梁根入读美国南方浸信会神学院，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浸信会人士对世界和宣教有了更强的意识。梁根来到神学院后，遇上了雅娜利亚．格林（Valleria Greene）小姐，因而开始与两广浸信会神道学校连上关系。雅娜利亚的父亲格林（George Greene）博士早在1891年来到广州，在浸信会神学院任教，而雅娜利亚也在同一年出生。在她念神学的年代，女生并不与男生在同一所学校学习，而是在女传道会训练学校（Woman's Missionary Union Training School）接受装备。⁴ 在雅娜利亚受训的日子，梁根与她渐生情愫，并从她口中知悉中国的需要。浪漫的宣教故事也就与这两个学生的爱情故事结连起来。

到了第二学年的春季，在中国宣教的沙里（Eugene Sallee）博士前来神学院探访和分享。梁根回应了神透过沙里发出的呼召，愿意委身于宣教工作。那天稍后，他才知雅娜利亚亦已向前踏出一步，重新确定她奉献作宣教士的心志。梁根为此喜不自胜，他俩事前并不知晓对方的意向，但两人的心志却能相契合。

雅娜利亚在1920年5月完成两年课程，回到广州去。 1921年梁根毕业，取得神学硕士学位，获海外传道部差派到广州作宣教士，于同年抵达工场。翌年，梁根与雅娜利亚共谐连理。

梁根经过两年的语言学习，在1923年开始任教于广州的纪好弼神道学校（Graves Theological Seminary，其后易名为两广浸信会神道学校）。这间神学院是美南浸信会在中国的第一间神学院。纪好弼（Rosewell H. Graves）博士于1855年被派到广州作医疗宣教士，距叔未士（J. Lewis Shuck）于1845年在当地开拓浸信会最初期的宣教事工只不过十年。纪好弼是来华浸信会宣教士的先锋。到了1866年，他聚集一群学生，每天在他家中上课两小时。据说，神学院就是由一群学生在他的厨房围着桌子上课开始的。他像其他宣教士一样，感到当地的浸信教会领袖迫切需要神学的训练。⁵

1890年，神学院迁往广州一间浸信会礼拜堂的房间上课。翌年，曾在美国的威克富来斯特学院（Wake Forrest College）任教的格林博士到任，巩固了这所神学院的教学和发展。 1905年，海外传道部拨出5,000美元，为神学院建设新校舍。新校舍于1907年落成，那时正庆祝纪好弼博士在中国事奉五十周年，于是神学院以他命名，正式称为「纪好弼神道学校」。⁶

梁根踏足广州时，正值中国局势动荡不安。这位初来的宣教士要面对的政治危机和宗教危机可不少，包括：满清皇朝被推翻，民国成立；政府与军阀陷入对抗；中国共产党创立（1921年7月，梁根来华前一个月），随后发生内战；民族主义兴起，学生抗拒时下的教育；排外情绪日益澎湃；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推动基督徒迈向合一（1922年）。这种种危机为浸信会人士及他们日后的事工带来莫大挑战。

当初，梁根在寻找神为他预备的事奉岗位时，心里曾有一番挣扎。他本身喜欢作一个布道者，在广东省的城乡巡回布道，因此当差会与海外传道部力邀他到神学院任教时，他着实有一点迟疑。他写道：「我深深感到，应该在巡回布道上有相当经验，才适合教导别人如何去传道。」尽管有所保留，他还是在1923年的秋季开始教学。最初他教授的科目包括：以粤语讲授的新约课，以及向一些懂英语的学生讲授的希腊文、旧约和宗教比较等。

即使学生对外国人有所保留，梁根在他们中间却是一位受欢迎的老师。他很年轻，开始教神学时才二十九岁。他对学生所关注的事和时下的议题抱开放的态度，乐意去了解一些观点不同的人，例如有一次他在广州与鲍罗廷（Mikhail Borodin，与国民党打交道的苏俄代表兼孙中山先生的顾问）会面。其后当提起与拥护共产主义的鲍罗廷会谈时，他表现出他在教学和行政工作上的一个特点，就是思想异常开通，努力要了解别人的观点，不管他对这些观点是否认同。谈到鲍罗廷时，他说期望自己能够「进到他脑海里，透过他的眼睛和思维去看，就像他所看的一样……我尝试想像他〔生活在沙皇治下的俄国〕对基督教有何看法……而我深信……假如基督教实际上真是那人所想的，我也会成为无神论者」。

他明白学生的想法，接受他们对神学院的批评。这时期中国正充满排外、反基督教的示威和抗议，宣教士及任何与外国人有联系的人物或机构，都被指站在西方帝国主义的阵营。 1925年，英国警察在上海向一群示威学生开枪；数月后，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广州一群学生身上。这时代的中国学生像徘徊于十字路口，他们彷徨不安，对事物不满，而且一般相当反叛。在新成立的民国，「现代科学」成为一切教育的衡量标准，旧式的中国教育是那时代的学生所抗拒的。有一次，纪好弼神道学校的学生向学校的董事会请愿，抗议校方选上一位华人教员，理由是「他所受的训练不足以胜任」。学生的扰攘带来了压力，加上政府管制国内所有形式的宗教教育，形成不稳定的局面，驱使已担任院长十四年的安德生（PH Anderson）博士于1925年请辞。

梁根被邀接任院长一职。对于是否接受这个职位，他起初相当犹疑。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尚年轻，仅三十一岁。另一原因是他资历不够，在神学院任教才两年，在中国居住只四年。而且，刚请辞的院长所面对的社会动荡，对新院长来说仍是一个沉重的担子。然而最令他裹足不前的，是他愈来愈相信这所神学院应由华人担任院长，而且学院应隶属于本地联会而非差会。但梁根在1925年还是免为其难地当上院长。⁷

其时中国流行一个信念——在某些情况下更付诸实行——那就是大家所说的「移交过程」，亦即其后所称的「本土化」。两广浸信会联会⁸ （成立于1885年）在两省开展了大规模的事工。广州的东山是联会众多机构的集中地，除建立了多家教会外，还有一间幼稚园、数间分别为男女生开设的中小学（培正和培道）、一间医院、一所孤儿院、一家为全中国而设的出版社（1926年迁至上海）、一间老人院、一所盲人学校（慕光）、一间专为女学生而设的圣经训练学校（培贤），以及一间神学院。这些机构大都陆续交给联会管理，但神学院却一直是美南浸信会差会辖下的机构。虽然有华人被选为董事，但一切有关人事、财政、政策的决定，都必须提交远在美国的海外传道部作最后批核。在许多华人领袖心目中，这似乎仍旧是一间「外国机构」。

1931年，两广浸联会请求差会采纳本地负责制，让神学院的董事会（由华人和宣教士组成）可作出最后决定，而毋须把事情提交海外传道部。梁根觉察到海外传道部尚未准备好踏出这一步，但他视这为一个让华人领袖和宣教士对调角色的机会。长期以来，在浸信会的事工上，双方每每视宣教士为上层伙伴，而华人为下层伙伴。梁根却想把角色对调：宣教士的角色将是以经济和人事的资源及其他方式，去支援两广浸联会。他在华南差会执行委员会（South China Mission Executive Committee）上，提出一个显得激进的建议：「差会最迟于1933这一学年停办纪好弼神道学校，并且我们向两广浸联会表明，如果他们想要办这间学校，我们乐意在教学和经济上协助他们……。」尽管若干宣教士认为这一步过于急进，有些华人领袖也感到肩负不起新责任，梁根的建议最后还是获差会和联会通过。⁹

这个由华人浸信会领袖与华南差会达成的重要决定，带来了好几个意义重大的结果。首先，他们将学校易名为两广浸信会神道学校，而更具意义的，是选出第一位华人院长，就是东山浸信会的刘粤声牧师。刘牧师不但是中国一所浸信会神学院的首位华人院长，也是所有与海外传道部有联系的神学院中首位本土本国的院长。当然，他后来也是香港浸信会神学院的首任院长。刘牧师从1934年起带领两广浸信会神道学校，并且继续牧会。到1937年他出任香港（坚道）浸信教会的牧者，才辞去院长一职。此外，由两广浸联会负责神学院的运作，也使中国教会对这所神学院更为支持，这结果是令人雀跃的。

梁根出席新行政下的第一次会议后，感到十分乐观。他说：「自我加入学院以来，这是最令人鼓舞的一次会议。华人领袖们抱持一份决心和奉献精神，叫我相信学院正建立在一个不可摧毁的根基上……。」

梁根担任院长共九年（1925-1934）。离职后一年，他获邀出任海外传道部新设的远东区干事（今称地区监督）。海外传道部的执行干事马得来（Charles Maddry）博士把美南浸信会的宣教工场分为四个区域，各设一地区干事连系海外传道部与工场上的宣教士。梁根的办事处迁到上海，负责协调在中国和日本的宣教士，而中国和日本是当时美南浸信会唯一两个派有宣教士的亚洲国家。

梁根以远东区干事的身分，代表海外传道部出席浸信会来华百周年的重大庆典。聚会于1936年在广州举行，距叔未士一家于1836年踏足澳门刚好一百年。出席的浸信会人士之中，共有九百多位华人，其中有来自所有联会与差会的代表。

1939年，梁根在开封召开会议，与会者包括美南浸信会联会在中国的所有差会代表，以及与各差会有连系的联会的代表。会议订下一些计划，准备朝三方面发展。首先，要在开封开办一间为全中国而设的高等神学院。其次，要增加中华浸会书局出版和发行书刊的数量。¹⁰ 第三，要在1940年推动各个浸信教会投入福音遍传中国的布道运动。面对如火如荼的中日战争及德国和盟军在欧洲的战事，这些确实是大胆的目标。这些逆流而上的计划和行动，正正代表「奋进运动」在极大艰难之中所持的进取精神。

在1937至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梁根负责协助宣教士撤离战区或迁到中国西部。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当时梁根身在香港，他和其他宣教士及外国侨民被拘禁在赤柱监狱，直到1942年7月他才被遣返美国。¹¹

日本占据广州期间，神学院经常被迫停课。由于局势艰难，院内师生迁到肇庆和莲塘继续上课。 1945年战争结束，神学院重新开放，但随后而来的国共内战再次打扰学习。到1949年10月1日，共产党统治中国，宗教随之受压制，神学院终于在1951年关闭。超过一百年（1845-1951）之久，浸信会一直在广州公开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它为浸信会领袖提供神学教育也有八十五年。从多方面来看，这是浸信会中国事工发展的一个时代的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于1945年，同年1月，海外传道部董事会一致通过，推选梁根为该部执行干事。他是美南浸信会所推选的首位主管国际差传事工的前宣教士。¹² 尽管他在海外传道部的领导举足轻重，但他与香港和中国事工的关系却因而较为间接。

他的传记名为「梁根：奋进的使徒」（“M. Theron Rankin: Apostle of Advance”）。正如书名所形容的，梁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带给美南浸信会的一个有力异象就是「奋进」。他勉励浸信会人士要奋进──奉献更多给差会、派出更多宣教士、进入更多国家。就如在1946年，美南浸信会所支持的宣教士共有550位；到了1948年，梁根挑战他们要达到派出1,750位宣教士的目标（增长300％以上）。¹³

在梁根领导下，美南浸信会开始进入亚洲另一些国家和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南浸信会的宣教士只踏足于中国和日本；但大战之后，他们进入了台湾、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菲律宾，自1949年起还进入了香港。宣教士得以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展事工，主要是因为到了1951年，所有美南浸信会的宣教士都要撤离中国。对宣教士来说，进入中国的门户已关闭了。

但那从中国出去的大门是敞开的。在昔日抵达香港的难民之中，有浸信会会友、牧者、宣教士，还有一些机构，更有几个从两广浸信会神道学校南下的神学生。这几个在广州已开始接受栽培的学生是重要的，因为他们成为了香港浸信会神学院最早期的学生。

1951年是不寻常的一年：两广浸信会神道学校永久关闭了；美南浸信会的最后一个宣教士离开了中国，一如同期其他宗派的宣教士那样撤离；香港浸信会神学院也在这一年正式成立。当时香港的浸信会会友正不断增长，对教牧同工的需求也相应增加。使两广浸信会神道学校与香港浸信会神学院连接起来的其中一个要点，是那几名从广州来港的难民学生渴望能完成神学训练。当日在赤柱圣士提反书院举行的青年大会上，一群浸信会领袖一起祷告，商议在香港创立一间浸信会神学院。 1951年4月2日，香港浸信会联会议决开办神学院。¹⁴ 在讨论到应由谁人领导这所新学院时，刘粤声牧师无疑是最资深、最具资格当首任院长的人选。从一开始，神学院就是香港浸信会联会辖下的机构，它的董事是由香港浸信会联会选立的。正如梁根1933年就两广浸信会神道学校的情况所指出的，在神学院的运作上，华人浸信会人士应为上层伙伴，差会则为提供支援的下层伙伴。

我是在1970年到香港，来港前有几位年长的浸信会人士告诉我，我将任教的神学院是从广州迁来香港的。此说法其实并不正确，因为这两间神学院没有直接的历史传承，不像香港某些学校那样。¹⁵ 不过，两者确实有几点有趣的关联，是我们应该记着的。

1. 香港浸信会神学院的首任院长，亦是两广浸信会神道学校的首任华人院长刘粤声牧师。
2. 两广浸信会神道学校于1951年关闭，香港浸信会神学院于同年正式创立。
3. 从两广浸信会神道学校南下香港的难民学生，需要在一间浸信会神学院完成学习，继而投身浸信会的事奉。
4. 本来在广州事奉的宣教士被重新调派到香港。
5. 在1951年以前，香港的教会领袖若要接受浸信会的神学教育，往往要前赴广州；中国的大门关闭以后，香港浸信会神学院的诞生也就变得迫切。

1937年，梁根曾向美南浸信会人士讲述华人浸信会领袖在中国的浸信会机构所担当的重要角色。他引用耶稣的话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十二24）他又说：「华人浸信会人士这种意识愈来愈强的时候，他们的主动性也就会增加。作为优秀的浸信会人士，这些人在很多情况下，会坚持按着他们自身的成长和经验，去建构自己的诠释和立场，尽管在过程中难免犯上一些教人难过的错误。毋庸置疑，这也是我们在自己的历史中曾要求过的权利。」在结语里，他谈到由华人办的浸信会神学院和学校：「在这些提供训练的学校里，我们不能期望把华人训练成优秀的美南浸信会人士，可是我们一定期望他们成为优秀的华人浸信会人士，能够在圣灵直接的引导下保守自己的心灵。」

梁根这位「奋进的使徒」于1953年6月27日安息主怀，而香港浸信会神学院就在1951年──梁根离世前两年诞生，这年也正是两广浸信会神道学校完成其历史使命的一年。

李金好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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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在这篇讲辞里，我会用注脚来补充一些读者或感兴趣的背景资料。讲辞有别于正式的文章，因此我不打算详细列出有关的资料来源。梁根纪念图书馆是1953年为纪念梁根博士的离世而命名的。
² 联会的名称来自广东和广西两省，故称「两广」。
³ 梁根1928年在南方浸信会神学院完成的博士论文，对当时新近成立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作了相当严谨的研究。在这篇论文里，他相当认同正在冒起的普世教会运动的正面元素，认为这是一种自发性的合作。他的批评则集中于一点：协进会某些参加者所强调的教会合并的意念，构成对合一的威胁，这是在梁根开始撰写论文那一年新成立的中华合一教会（United Church of China）所显示的情况。他的论文有助研究美南浸信会如何从宣教的角度来理解普世教会运动。
⁴ 这个分开设立男校和女校的模式在1909年的广州确立起来，那一年开办了专为女生而设的培贤训练学校。格林太太和她的女儿雅娜利亚曾先后在该校担任校长。
⁵ 早在1846年，即美南浸信会联会成立后一年，初成立的海外传道部委派庄逊（Francis C. Johnson）博士到广州教授神学。可是，在工场上服事了三年后，他就像许多早期宣教士那样，不得不因健康问题而回国。
⁶ 神学院的名称在使用上并不统一，例如有时人们称它为「东山神道学校」或「广州神道学校」，又或「纪好弼神道学校」。最后，它被正式称为「两广浸信会神道学校」。人们谈到它时，常简称「神道学校」。
⁷ 在1927-1928这个学年，他放下宣教工作，休假一学年，专心从事研究，撰写他在南方浸信会神学院的博士论文。
⁸ 美南浸信会辖下的华南差会早前已涵盖了广东和广西两个省份。两广浸联会是地区性组织，借着众教会在年会选出董事，执行联会的事工。此时，中国还没有一个把各浸信教会联合起来的单一联会，到1930年才成立中国浸信会联盟（China Baptist Alliance），把联会的大部分会员教会和外国宣教组织联合起来。
⁹ 从事件的脉络来看事件往往是重要的。梁根和差会的决定，当然是基于中国的浸信会机构应当由中国人来负责和管理这个原则。但除此以外，还有与经济状况有关的原因。 1929年华尔街的股票急挫和美国经济大衰退（1933年达到高峰），令美南浸信会的宣教基金大幅度萎缩，也导致差会一些神学院教师离职。梁根曾一度考虑关闭神学院，不过后来他决定缩减课堂，让神学院维持小规模的运作。
¹⁰ 中华浸会书局的原址在广州，1926年迁至上海。最后在1951年迁至香港，并易名为「浸信会出版部」，其后于1980年易名为「浸信会出版社」。
¹¹ 梁根昔日在香港最长久、最后的事奉是在赤柱。 1950年，香港一群浸信会人士，包括一些宣教士和华人领袖，聚集商议开办一所浸信会神学院。当时开会的地点正是在附近的圣士提反书院，地点上的凑巧是人意想不到的。
¹² 自从他被选为执行干事，继任的每一位执行干事都曾经是宣教士。
¹³ 美南浸信会在梁根去世那一年通过了一个计划（尽管计划不是梁根所订），就是「到1954年增加一百万人」（“A Million More in '54”），以加速布道和教会增长。
¹⁴ 筹委会有四位牧者：刘粤声、张有光、欧阳庆翔、陈约翰；五位平信徒：林子丰、谭希天、杜照星、蔡蔚峰、李孟标；四位宣教士：白箴士、范得胜、傅伦德、柯理培。
¹⁵ 这种机构迁移的一个例子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