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早期到国内及香港宣教的浸信会女宣教士:何显理和慕拉第

梅智理(Jerry E. Moye)

本院荣休教授

I. 何显理女士(叔未士师母,Mrs. Henrietta Hall Shuck,1817-1844)

十七岁踏上宣教之路

感谢神让我们有一本记载叔未士师母生平的传记,作者是美国维吉尼亚州(Virginia)里奇蒙市(Richmond)第一浸信会的耶达牧师(Rev. JB Jeter)。耶达牧师在叔师母年青时已牧养她,并且借著书信继续鼓励这位在宣教工场的姊妹。以下不少内容是取材自他所写的《第一位差往中国的美国女宣教士——叔未士师母传》(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 The First American Female Missionary to China)。此书于1846年出版。

叔师母在1817年生于一个很敬虔的浸信会家庭,十三岁时归主和受浸,成为那段复兴时期的果子。 1835年是重要的一年,那年她十七岁,很多重要的决定都在这时期作出了:她和家人搬到维吉尼亚州居住,并且加入里奇蒙市第一浸信会;她跟叔未士牧师(Rev. J. Lewis Shuck)结婚;二人领受呼召到海外宣教,第一浸信会特别安排了一个奉献礼,差派他俩出去;不久他们就出发到中国。我们可以读到叔师母的父亲写给她的一封信,叮嘱女儿要做一个顺服而尽责的妻子。

从叔师母写于1836年的一封信中,我们得知她在海上经过漫长的旅程,饱受晕船之苦。她提到曾在缅甸停留,到耶德生师母(Mrs. Ann Judson)和她婴孩的墓前致敬。耶德生牧师一家是最先进入缅甸的美国宣教士。凑巧的是,叔未士师母的一生也跟耶德生师母的相似;二人都成了有名的女宣教士,令本国有志于宣教的基督徒得着激励。

她也提到曾在槟城停留,接着留在新加坡,等候机会进入中国。这时他们雇用了一个中国人,他们称他为叫阿卢(Ah Loo),很希望他会信主,在事工上协助他们。夫妻二人亦开始学习马来语和华语。叔师母描述她与五位女宣教士的相交,也谈到在那个殖民地社会里,很多西方人士都过着世俗的社交生活。他俩其后到了澳门。叔牧师经常探访广州,盼望有机会进入内地宣教。那段日子,他们收养了一个中国小孤儿。

以办学开展澳门的宣教事工

在1837年的一封信中,叔师母谈到她在澳门开办一间细小的学校,以教学开展她的宣教事工。她又提到阿卢这时候已信主。她讲述自己回覆家人的来信时,迫切地劝她的姊妹及早悔改归主。她还提到另外收养了一个年轻、多次被贩卖的中国女孩,又记述为当地一个宣教士提供住宿。那时宣教士们都在努力学习当地的语言。他们并非都是来自浸信会的,而叔师母感到难过的是,在她所接触的宣教士之中,有些对浸礼并没有正确的认识。她拥护浸信会传统,相信浸礼是为每个决志的信徒而设的,而且应该以全身浸入水中的方式进行。

她记述丈夫患上痢疾九个礼拜,连她的婴儿也染病,自己更再度怀孕。然而,家人最后都康复过来。她相信那是神的恩典,因为许多人都死于痢疾。

在1838年的一封信里(那时她二十岁),她提到他们与典尼牧师(Rev. Deane)一家的交情。典尼牧师一家从曼谷到澳门探访,并留下与他们同住。在后来的年日,美北浸信会把典尼一家视为他们的宣教先锋;而美南浸信会则把叔未士一家视为他们的宣教先锋——当然,在1838年浸信会还没有美北和美南之分。美南浸信会联会在1845年诞生,其时浸信会已在澳门和香港建立起来,并且溯源至来自南方州郡的叔未士一家。

典尼和叔未士两家人是深交,他们可谓彼此分工:典尼牧师学习潮州话,好服事讲潮州话的华人;叔牧师则学习广东话,好服事讲广东话的华人。由于阿卢是潮州人,叔牧师就把这仆人借给典尼牧师一家,好帮助他们。后来典尼牧师和阿卢一同回曼谷,服事当地讲潮州话的华侨。

同年的另一封信带来令人难过的消息。叔师母提到阿卢后来背弃信仰、道德败坏,被逐出教会。此外,她的男婴路西爱斯(Lucius)夭折了。那时叔师母自己也处身死亡边缘,后来却痊愈过来,还收养了一个年轻的孤儿。

抹去宣教的神秘魅力

从1838年的一封信里,我们看见当时只有二十一岁的叔师母已在短短的人生中有不少领悟。她向本国那些对宣教士存有浪漫或崇高想法的人描述真实的宣教生活,尝试抹去宣教的神秘魅力。宣教生活其实充满难题、焦虑、危险与不稳定;更有不少宣教士的妻子在分娩时早逝。

另有一封信讲述她办学的情况。中国人一向重男轻女,叔师母却希望女孩子也有机会受教育,于是说明每收一个男生,就一定要有一个女生。学生的父母往往要求宣教士教师提供衣食,否则不会把孩子送来。结果,神供应学校的需用,透过广东一位富商送来金钱。

她也提到叔牧师每个主日用广东话讲道,会众约有十五人。其后听到中英即将爆发战争的传闻。虽然处境严峻,他们却希望英国的强大势力可为宣教士开启通往中国之门。他们定下了一个应变计划:有需要时退到菲律宾的马尼拉去。此时他们经济拮据,为帮补家计,就让一位长老会宣教士在他们的家寄宿。

在皇后大道兴建礼拜堂

1841年,他们迁往刚割让给英国的香港。叔牧师向朋友筹款,准备在香港觅地兴建礼拜堂,也给家人一个容身之所。后来在署理港督(后来成为首任港督)砵甸乍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安排下,他们从政府获得一块土地。而且,在香港有人请叔牧师担任某报刊的联合编辑,愿意每月给他五十美元,并提供赴港旅费和一间房子。这看来是神的礼物,一间礼拜堂也就兴建于皇后大道之上。

她记述典尼牧师计划到香港,妻子亦稍后前来会合。其后叔师母为有另一位女同工出现而雀跃,她写道:「我是在这里居留的第一位女宣教士,后来另一位也来了,她就是兰思太太(Mrs. Ramsay)。」她颇怀念昔日在澳门与其他宣教士一起作伴的日子。信上也提到香港潮湿闷热的天气相当难受。她经常在屋子里将一个个浴盆注满水,让她的小孩子畅快地「游泳」。她还要照顾一个因出牙而啼哭的初生婴儿。她又跟一个笃信无神论的英国人深入谈道,为他的灵魂而心焦。

1843年的一封信谈到他们的宣教工作不断发展。教会由五名成员增至二十人,两间礼拜堂亦已落成。叔牧师、典尼牧师和其他弟兄每周三次在皇后大道礼拜堂协助讲道。参加者有华人和英国人,还有一些英兵。叔师母记述在英兵的妻子和孩子中间服事。她经常前去探访,送书本给他们,又为病人祷告。看到许多人是那么贫困,她就为他们缝衣,尽能力送赠衣物。

在最美好的年华安息

在一封写于1844年的信里,她记下了一天的生活。她一早起来料理家务,十时至十二时教学,班上有二十个中国男孩、她自己两个儿子、两个女儿,还有三个欧籍男孩和一些英兵的女儿。午饭后,她就哄她小女儿睡觉。她还阅读、写作、缝补衣服、教女孩们缝纫。到了四时,他们吃晚饭。饭后她探访宣教士朋友,通常带着孩子同行。回到家里,他们吃茶点。八时,她让小孩子读圣经给她听,又与他们一起祷告。这时叔牧师也与中国佣人一起祷告。

在1844年3月的一封信里,她说校里有二十个不会说英语的男孩,于是她用中文教学。稍后,3月31日的信提到有三十二个学生,其中六个是女生。可惜她往往难以把女生留下,因为家长常要她们嫁人或是出外工作。她梦想有一间女校,而且她已得到纽约一位女士资助。

最后一封信写于1844年11月26日,那时她二十七岁。这信是写给她亲爱的牧者耶达弟兄。她回想当年他为她施浸,那时她还是一名少女。她说日常要独力照顾三十个孩子,很少得到帮助。

她的遗体葬在香港殖民地坟场(Hong Kong Colonial Cemetery)。墓碑上写着:「显理/ 第一位差往中国的美国女宣教士/ 美国维吉尼亚州何迪生牧师(Rev. Addison Hall)之女/ 差往中国的叔未士牧师之妻/由美国浸信会海外传道部差出/ 生于一八一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于一八三五年九月八日结婚/ 一八三六年九月到达中国/ 在她人生最美好的年华/ 在她劳苦之中/ 在她为主使用的顶峰/ 突然却平安地/ 在香港逝世/ 卒于一八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享年二十七岁/ 忆念美善者是神圣而蒙福的」。


II. 慕拉第女士(Lottie Moon,1840-1912)

在著名学府受教育的少女

1840年生于维吉尼亚州的慕拉弟(全名Charlotte Digges Moon),来自一个十分敬虔的家庭。母亲极看重读经及每日祷告,并严守安息日。慕拉第的家人爱忆述她年轻时的一个故事:一个主日,拉第假装生病,没上教会去。她趁家人还在礼拜堂的时候,预备了一顿丰富而热腾腾的午餐,满以为这玩笑会令家人笑逐颜开。可是,母亲并不高兴,她认为敬虔的家庭不会在主日煮热盆,而女儿却触犯了安息日不可作工的规矩。在中国的宣教士都记得,与他们一起的拉第姊妹是如何谨守安息日。那天是完全奉献给神的,是一周之中跟其他日子截然不同的。她这份敬虔在不少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拉第的祖父德高望重,他以财富兴家,又让家族受到敬重。家中的女性得享当时不常有的机会,例如拉第的一位姊姊就成了美国南部首批女医生的一个。拉第也接受了优良的教育,她入读的维吉尼亚女子学院(Virginia Female Seminary,后称Hollins College),是一所著名学府。她修读语言,尤其专于法文。后来入读沙洛镇(Charlottesville)的阿尔巴马勒女子学校(Albermarle Female Institute),她再次在古代和近代语言上表现出众,且深受两位名师影响。她参加了一个由博德斯博士(Dr. John Broadus)讲道的复兴聚会。本来要去揶揄基督教的她,却在聚会结束时悔改归主。那是1858年,她才十八岁。不久她奉献作宣教士,而且作好准备:在申请前往中国前,先在美国取得一些教学经验。

在华北山东半岛服事三十九年

拉第在华北山东半岛宣教共三十九年。她的生平围绕着两个地区:登州县和平度及它外围的农村。她被派往登州一个港口城市,那里的基督教事工已有一定基础。 1872年,克鲁福特(TP Crawford)在当地兴建了石碑街浸信会(Monument Street Baptist Church),那是一间具西方建筑特色的大教堂,对中国人而言,它无疑是西方基督教的一个标示。这教会虽然会众不多,但总算是一个基地。附近有一座房子,后来成了拉第那著名的小叉路(Little Cross Road)住所。很多宣教士都在那里受到款待。

拉第多年来在登州做布道探访的工作,并在规模较细的寄宿学校任教。她曾感到要放弃教学,多投放时间直接布道。不过,她也晓得自己正投身第一阶段的宣教工作,日后工场将需要更多不同类型的事工。回顾拉第的事奉,我们发觉一位宣教医生恰好在她的服事将要终结时来到。这位医生昔日在阿特兰大(Atlanta)时,曾从他的牧师口中得闻慕拉第。由此可见拉第在人生还没终结时,已成了传奇人物。那位医生在她生命的后期,在她患病和神志不清时给她极大帮助。

带来温暖和敬重的中国衣裙

拉第是在平度开展福音工作的一位先锋。平度距登州仅一百二十哩,但往那里去需要四天令人疲乏不堪的旅程,三个晚上还要在残旧的旅馆住宿。在拉第眼中,平度居民对福音是颇开放的,没有登州贵族的冷漠。平度有多个不同宗教派系,那里的妇女颇愿意与她交住。

神在两方面恩眷拉第。首先,一个归信者的母亲乐意接待她。另外,一个吸食鸦片的人因为需要钱,急于把地方租出,即使是租给一个外国人。拉第很快受到大多数人敬重:她穿上中国式裙子,外面再穿上棉袄;这些衣服既给她温暖,也让她赢得当地人的敬重。她爱烘一些家乡小甜饼,分给小孩子吃,又教导他们唱「耶稣爱我万不错,因有圣书告诉我」。她讲述圣经故事,并采用一份多年前由克鲁福特夫人编写的基础教义问答。

为妇女的事奉铺路

拉第是在美南浸信会联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成立前出生的。于1845年成立的联会,发觉对宣教使命共有的承担足以驱使很多倔强的浸信教会愿意合作。拉第的信函常被重要的教会引用,促成日后许多妇女宣教组织的诞生,其后女传道会(Woman's Missionary Union)亦告成立。

她为妇女们铺路,让她们也有某程度的力量,可以透过一些途径投身基督教事工。她谨慎行事,让一切都合乎体统,从不夺取男性的领导角色。当我们想到旧日很多浸信会的男牧者曾在她讲话时「偷听」,大概会觉得有点滑稽。当年,如果一个妇女聚会出现了一位男士,正在讲话的女士就得坐下。如果一位女士要在一个公开聚会作报告,就得由男士代劳。可是,很多牧者因为想听拉第种种的经历,就情愿站在门窗外「偷听」她分享。

拉第建议每年为宣教事工收集一次特别的圣诞奉献,这成为后来的「慕拉第圣诞奉献」。多年来,这「慕拉第圣诞奉献」筹集了数以百万美元的金钱,协助美南浸信会支持宣教事工。美南浸信会得以成功地建设教会和学校,宗派里的妇女可说居功不少。这背后总有慕拉第的传奇故事,她是许多人的典范。

宣教工场上的调解者

拉第不只是宣教的促进者,也是宣教工场上的调解者。神学争论往往成为宣教事工上一个伤口。地标主义衍生一套神学,这套神学只承认地方浸信教会的正当性,认为那些跨越地方教会的机构是不正当的。它抗拒成立一个全国性组织,反对从不同教会汇集资源,再由一个细小的管理组织决定如何运用。因此,部分宣教士不大愿意为中国的地方教会提供一些来自全国性机构的捐款。海外传道部(Foreign Mission Board)的干事们靠赖拉第运用她的外交技巧,防止宣教工场出现分裂。最终,宣教士当中确实出现了裂口,但拉第却能从中协调,平息争端,使原有的事工得以延续。

这些难题──基要主义;为蒙召的妇女争取事奉的机会;宣教事工的神学和策略——都困扰着慕拉第和她的宗派。很难想到有谁会比她更适合去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从她身上有许多学习,尤其可仿效她那宽容、具识见、寻求和睦的精神。

书目

  • Allen, Catherine. The New Lottie Moon Story. Nashville: Broadman, 1980. 本文内容多取材于这书。它取代了旧有的一部慕拉第传,即Una Roberts写的Lottie Moon (1927)。另外书内有九页书目,列出有关的书本、文章、小册子、期刊、个人访问、信件档案等,资料详尽有用。
  • Branyon, Beth. Miss Henrietta: Lady of Many Firsts. Franklin: Providence House Publishers, 1996. 它适合用于儿童班的宣教教育。
  • Jeter, Jeremiah Bell.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 The First American Female Missionary to China. Boston: Gould, Kendall & Lincoln, 1846. 我觉得这书最有用,因它收录了叔师母的个人信件。

李金好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