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派研究经验反思香港教会对史料与统计的处理

2006年7月至2007年6月，笔者于《时代论坛》「溯源追本」系列中，发表一系列文章，追溯今日教会的信仰教义、传统礼习、宗派组织与华人教会的种种缘由。期间获得最多回应的，是对各宗派历史根源的介绍；显示华人基督徒面对香港宗派林立，确实心感困扰，盼望认识更多，弄清彼此关系。为补足香港教会此方面的需要，加上刚巧有出版社求稿，遂决定进深研究，写成《十大香港宗派巡礼》，全面探讨香港主要宗派的源流发展、信仰体制和今日现况。

为完成写作，笔者曾于过去一年四出搜寻所需历史资料和统计数据，细阅多份特刊和年报，并主动与各大宗派联络交流。在研写过程中，逐渐发现香港宗派在处理历史和数字统计上的种种现象，盼望在此简要分享。虽然笔者这次真正接触和研究的只有十个宗派，但这些宗派都是香港甚具规模的教会群体，堂会、会众和社会服务不少，必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香港整体基督教会的状况。

一、宗派历史实况

虽然香港各大宗派均对本身的源流发展，有相当详尽的记录，但年份日期前后不一、彼此矛盾，或历史表述含混不清、内容偏侧的情况时有出现。究其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两类。

华人教会之开基，多由西教士主理；西教士离职回乡，又多一并将宣教记录带走。加上早期华人教会缺乏保存史料意识，许多历史文献经已流失，因此不少往昔史实今日已无法准确重构。例如香港浸信会联会于1938年成立，初时只有香港浸信教会、长洲浸信会和香港仔浸信会三家独立堂会，另有油麻地、九龙城和红磡三个福音基址。后来有潮语浸信会系列堂会加入，成为香港浸信会联会早期发展史的重要里程碑。然而加入年份为何？翻查所有现存记录均未见记载，询问有关人士皆未能准确回答；唯一确定的，是必定在1955年或以前，因该年的浸联会代表大会就在九龙城潮语浸信会举行。¹

倘若宗派或堂会的发展简单清晰，纵然往昔记录贫乏一点，史实也勉强可借推敲而得。无奈香港不少教会存在错纵复杂的演变，真相有时甚难追溯。例如香港信义会和港澳信义会在1970年代以前本为同一宗派，后来才独立分开；故有些香港信义会最早期的堂会，今日要在港澳信义会里才找到，未明当中历史发展者定必感到莫名奇妙。² 又如被视为基督教宣道会香港区联会内最早成立的调景岭堂，今日有三家堂会包括岭恩堂、厚德堂和调景岭新堂，均宣称与之有关，甚或为其延续，当中纠缠不清的关系，非有详尽历史记录无法厘清。

基于资料收藏与保密原因，各教会的一手记录多不公开，外界不容易查阅。要认识某一宗派或堂会的历史，有时惟有倚靠二手史记；这些史记多见于周年特刊，但也有独立出版的。然而比较各二手史记，会发现有时教会对自身历史的掌握也未全面，时有含糊不清、前后矛盾的混乱情况。例如香港浸信会联会二十周年特刊明载该会成立之时，香港浸信教会有会友1,530人、长洲浸信会有25人、香港仔浸信会有223人，即合共会友1,778人。³ 惟往后出版的四十周年特刊、金禧特刊和六十周年特刊，均将数字误写成1,178。⁴ 错谬记录代代相传现象，于此清楚呈现。

二手史记的另一常见问题，是治史原则或手法不一，容易造成混乱。堂会创立是以开基还是立会为准？宗教组织中途停办或迁移，创始日期应如何计算？例如香港浸信教会过往一直宣称其历史始自1842年开创的皇后大道浸信会，惟该会成立不久即已停办，其后虽在1860至1865年间曾有西教士重拾圣工，惟持续的定期聚会要到1880年才正式开始。⁵ 相反，基督教宣道会希伯仑堂源于1915年在广东南海成立的希伯仑会，该会于1949年因国内政局变动而迁到香港；然而，因着该会到1962年才重建和加入宣道会香港区联会，故一直被视为较后期的堂会，排名在五十年代创立的各堂会之后。显然，前者的开创年份以前身为准，后者则没有计算前身在内。当然，究竟「前身」如何计算，还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在上述两家堂会的发展里，旧堂会很大部分的资产、体制都没有在新堂会中延续，新旧两者的相连之处主要就是事奉者和聚会者；究竟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说新堂会是旧堂会的直接承传？

有趣的是，上述两间堂会分属的香港浸信会联会和基督教宣道会香港区联会，在神学院历史的处理手法上刚好相反。若采用与上述两家堂会相同的原则，以事奉者和参与者的延续为衡量前身与后继关系的标准，属浸信会的神学院，前身可说是设于广东广州的两广浸信会联会神道学校，约1870年成立。中共执政后被迫关闭南迁，1951年在港复课，取名香港浸信会联会神道学院，1963年易名为香港浸信会神学院。至于连结宣道会的神学院，前身可算为设于广西梧州的建道书院，1899年成立，1938年改名建道圣经学院，1949年迁到香港，1955年易名为建道神学院。表面看来，两者历史演变相当接近。惟前者采纳的开创年份为1951年，并不加入前身历史；后者则宣称始于1899年，前身年岁亦加入计算。⁶

二、宗派统计资料

最近二十年，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每五年便有一次大型普查，详细记录全港各堂会的聚会人数、男女比例、年龄分布、学历职业等不同资料；仿佛香港基督教会有相当齐备的数据记录。然而，据笔者的研究经验，情况并非如此理想。

虽然香港许多大宗派均每年编制年报，详细报告过去一年的宗派发展和统计资料，但亦有不少没有定期进行堂会调查，缺乏数据记录。总会友人数皆过万的神召事工和五旬节圣洁会，就是其中两个典型例子。当笔者查询聚会和会友人数时，此两宗派皆无法即时提供资料，可幸他们均十分友善，特派专人进行数据搜集，使研究得以完成。此外，缺乏统计调查的情况有时亦在个别堂会出现。例如国际神召会分有多堂采用不同语言的崇拜聚会，因着当中有许多菲佣、印佣等暂居香港人士，会众流徙比率甚高，故没有设立会籍制度，会友人数没法计算。同时该会亦没有每周细数聚会人数，当被问及有关数字时，只能粗略估计为3,000人。类似情况亦见于其他外语教会，如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国际礼拜堂等。

即使宗派或堂会有定期进行统计调查，所得数据也未必全然确实可信；由于统计原则不一，数字常会出现偏差或误导情况。例如有些宗派连离世归主、移民海外、失去联络者皆留在会友名册内，使数字大幅偏高；笔者就发现有宗派按此原则，在各堂崇拜聚会合共只得4,100人的情况下，维持会友数目高达14,000；为准确反映实况，香港圣公会教省就曾于近年重新整理教友名单，结果总数由3万大幅减至1万。根据可靠消息，香港有些堂会在计算聚会人数时，甚至连本港及海外分堂也计算在内，使堂会看来比实际庞大。

一些宗派虽然存录了统计数字，有时却会因数据处理问题而给学界研究带来障碍。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以数据为机密资料，拒绝公开。例如有一宗派虽每年制作年报，于周年代表大会上公布上年度统计数字；惟当被问及有关资料时，该会总干事却以保密为理由，不愿提供协助。因此，笔者即将出版的《十大香港宗派巡礼》，内中九个宗派都有最新2007年的数字，惟独该宗派只有较旧2006年的资料。当然，对于一些不欲为外界知悉的变化，如内部出现矛盾分裂或聚会人数大幅下滑，不少宗派或堂会均倾向避而不谈，这类情况在研究过程中屡见不鲜。

除刻意保密或隐瞒外，香港教会在数据处理上还有一些无心之失，如数字抄写错漏、加减出误等，为研究无故添加困难。其中一个明显例子，可见于香港浸信会联会近两年的数字对比。根据年报，2006年浸联会各堂会的平均崇拜总人数为38,969，然而2007年则为35,618，这是否显示香港的浸信会教会正在急速萎缩呢？在短短一年间人数骤降3,351人，可会是个值得关注的危机！然而粗略比较，会发现宗派内绝大部分堂会均在增长，究竟问题何在？细心观察，才发现2006年香港仔浸信会的崇拜人数被误写成8,536，追查之下才知道正确数字应为875，差距高达7,661人。扣除此差别，香港浸信会联会这两年间的崇拜总人数实际上升了4,310人，宗派发展状况立时变得乐观！⁷ 可幸此为显而易见的错谬，至于一时无法查证的细微误差还有多少，实在难于估计。

三、反思与建议

往昔历史是宗派和堂会认识旧日成长的钥匙，能帮助我们认识自我、鉴古知今；统计资料是掌握今日发展的凭证，是检讨现况、策划未来的重要参考。从上述讨论可见，香港教会在这两方面仍有不少尚待改进的空间。在此，笔者有下列两项呼吁：

在能力范围内，宗派与堂会要尽量妥善保存历史文献，须知道史料一旦流失，有些史实将可能永远无法重构，谬误与混乱或许会一直持续，纠正无门。尤其是香港部分教会的发展复杂，更需详尽的历史记录才能厘清关系。倘若教会碍于地方有限，无法收藏众多史料，可考虑将文献典籍扫描成电脑文件，或捐赠予所属宗派的神学院图书馆代为整理。

此外，教会适宜投放多些资源进行历史研究，以求编写出更准确详尽的史记。倘若可行，统一治史原则可避免混淆；例如一致计算最早前身，或全部只计迁港日期。笔者明白有些既定事情很难改变，要建道神学院改称只有六十年历史似不可能，要香港浸信会神学院突然变成拥有近一百四十年历史的老牌学府也难以令人接受；也许各教会组织可尽量详细列明原初创立和后期迁港等日期，这是弄清史实较理想的做法。

为准确掌握香港教会实况，方便研究，各堂会可每周记录聚会人数、奉献金额等数据资料，每年由所属宗派收集整理并作出统计。统计记录一旦有遗漏，恐怕许多时无法再寻回。为妥善统计人数，堂会要设计出准确可靠的点算方法，或由专人于聚会中途逐一数点，或在每位肢体皆尽责的情况下自行「剔到」，或用现代科技如电子会友咭等自动计算。曾听说有大堂会牧师只大略估计聚会人数和会友数目，百多人估成三百，六百多人则说成四百。这类情况应尽量避免。在计算人数时，教会最好能划一标准，以便公平地作出比较，避免误导。例如聚会人数应只计算母堂，分堂数字当分开列出；又如会友人数，应只计算仍然活跃参与聚会者，已经离世、移民外地、长期失去联络者，理应从会友总数中扣减。

教会既是一家，笔者不明白为何连聚会人数、会友数目等也视为机密，这种不公开资料的做法，将必妨碍香港基督教的研究。盼望此种宗派主义的思想日后能逐渐消失。至于无意的数字错漏，就惟有倚靠各宗派和堂会多加核对；有些细微的谬误只有相关人士才有足够资料核证，外人实在无法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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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香港浸信会联会二十年历史〉，载《香港浸信会联会二十周年纪念特刊》，钟恩光等编（香港：香港浸信会联会，1959），页7。
² 例如1954年的「基督教香港信义会成立大会记录」，就记载当时该会共有堂会15家，其中被列为「大埔墟」的，就是今日的港澳信义会圣恩堂。
³ 参谭希天编：「二十年来香港各浸信会每年教友人数统计表」，载《香港浸信会联会二十周年纪念特刊》，页12后之附件；总会友人数见「港九浸信会历年会友人数统计」，载《香港浸信会联会二十周年纪念特刊》，页36。本院刘振鹏博士早前亦曾指出有关问题，参刘振鹏：〈林子丰博士：香港浸信会教育事业的塑造者──其基督教教育理念初探〉（「浸会周」讲座笔记，香港浸信会神学院，2007），页1注1。
⁴ 参〈香港浸信会联会事工概况〉，载《香港浸信会联会四十届年会特刊》，梁守仁等编（香港：香港浸信会联会，1979），页8；彭学腾： 〈香港浸信会联会金禧简史〉，载《香港浸信会联会金禧特刊》，解英忠等编（香港：香港浸信会联会，1989），页16；〈香港浸信会联会会史及事工简介〉，载《香港浸信会联会六十周年纪念特刊》，葛文伟等编（香港：香港浸信会联会，1999），页16。
⁵ 参香港浸信教会前主任牧师刘粤声著作：《香港基督教会史》（香港：香港浸信教会，1941初版；1996二版），页63。
⁶ 为此香港浸信会神学院在2001年才庆祝五十周年，而建道神学院则在1999年已庆祝一百周年。
⁷ 参「2006年香港浸信会联会各堂会事工统计图表」，载《香港浸信会联会2006年报》（香港：香港浸信会联会，2007），页272后之附录；及「2007年香港浸信会联会各堂会事工统计图表」，载《香港浸信会联会2007年报》（香港：香港浸信会联会，2008），页288后之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