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而复生

人人都想认识自己的先祖，事实上，远在我们出生以先，我们种种的历史关系已开始塑造我们的身分。两广浸信会神道学院于1951年关闭，而香港浸信会神学院（原名香港浸信会联会神道学院）亦于同一年创立。传说火凤凰虽死于烈火之中，却在灰烬里重生，展翅高飞。香港浸信会神学院就如火凤凰，它的诞生是源于两广浸信会神道学院的关闭。这两所神学院微妙的关系，若以基督徒那「死而复生」的信念来比喻，相信更恰到好处。生命并不因死亡而终结，反被神的大能所更新。耶稣说：「我要在这块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死亡的力量胜不过她。」（太十六18；新汉语译本）为华人浸信教会培训领袖的工作昔日在广州开展，八十五年以后由香港浸信会神学院接过棒子，延续使命。本文之目的，是追溯两所神学院在历史上的种种关系。

两广浸信会神道学院的早期历史

1866年，来华西教士纪好弼（Rosewell H. Graves）牧师开始在家授课，而两广浸信会神道学院，就是由两名学生围着他厨房的桌子上课开始的。直至1951年，这所神学院才结束其八十五年的任务。它是中国首所浸信会神学院，在叔未士（J. Lewis Shuck）和其他浸信会人士于1845年抵达广州之后二十一年创立的。神道学院早期的师资及经费，主要来自美南浸信会的华南西差会（South China Mission）。 1907年，美南浸信会国外差传部（Foreign Mission Board）投放五千美元兴建神学院大楼，并正式命名为纪好弼神道学院，以记念其创始人。至1933年两广浸信会联会接办神道学院时，才易名为两广浸信会神道学院。两广浸信会联会乃是由广东和广西的浸信教会组成的。

早期的教职由华人及西教士分担，但院长一职则由西教士担任。及至两广浸信会联会接办学院，就由一个有六名华人领袖及六名西教士组成的委员会共同厘定政策指引，功能如同董事会。虽然行政决策由委员会拟定，但一切人事、财务及政策的最后决定，仍须提交美南浸信会国外差传部批核。

1931年，两广浸信会联会常委会向差会提出本地负责制，要求将学院一切院务交由华人领袖及西教士组成的委员会决定。国外差传部不愿采纳本土化政策，但当时学院的西教士院长梁根（M. Theron Rankin）却带领差会将学院的行政移交联会，而差会则继续在人事及财务上提供支援。到1933年，联会正式接管神道学院，并成立神学部，授予监督学院的权责。他们选出的首位华人院长，是东山浸信会的刘粤声牧师。刘牧师不仅是中国一所浸信会神学院的首位华人院长，亦是所有与国外差传部有联系的神学院中首位土生院长。刘牧师于1933年上任，至1937年出任香港（坚道）浸信教会的牧师，才辞去院长一职。其后在1951年，刘牧师又成为香港浸信会神学院的首任院长。

两广浸信会联会与香港的浸信会

两广浸信会联会连同华南西差会开展了多项事工，如开办幼稚园、中小学（培正、培道）、两间医院，另有孤儿院、出版社、安老院、盲人学校、神道学院，以及为女学生而设的圣经学校（培贤神道女学校）。这所装备妇女在教会事奉的女校，由綦怜师母（Valeria Greene）在1908年创办，而綦怜牧师则任教于两广浸信会神道学院。在当时的中国，男女每每就读于不同学校，分开接受教育。这情况与香港浸信会神学院一开始便男女同校截然不同。然而，神道学院和神道女学校都是由相同的教师施教。在日本占领广州时期，「培贤」一度迁往香港，但不久便重返内地。后来，「培贤」在新政权的禁制下停办，而香港浸信会神学院首批学生之中，也有「培贤」的同学。

由于相关记录的损毁佚失，1900年以前香港的浸信会与两广浸信会联会之间的关系，不少已没有资料可追寻。按照有限资料，纪好弼牧师约在1880年将香港及长洲的教会移交华南西差会，这亦标志着美国浸信会差传联会（美北浸信会）在香港的早期活动在此中止。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纪好弼神道学院一些毕业生在成立于1901年的香港（坚道）浸信教会里担任牧养工作；从1901至1957年，它的七位牧师之中，有五位曾在这所学院修读或讲授神学，例如刘粤声牧师就曾担任学院的院长。香港其他浸信会堂会和基址，看来亦与两广浸信会联会有这种关连。可以确定的是，在1938年香港浸信会联会成立后，香港的浸信教会确有参与两广浸信会联会的会议和活动，原因是这些教会在1938年前后都是两广联会的成员。香港联会早期的记录，也显示香港一方经常向两广联会汇报及请求支援。

两广浸信会神道学院的关闭

两广浸信会联会接办神道学院后，经历了相当艰辛的一段岁月。抗日战争在学院移交四年后开始，随之而来是国共内战。在1937至1938年，日军连番轰炸广州期间，学院仍继续上课。日军在1938年攻陷广州后，学院关闭校舍，华人教师带领学生迁往广东西部，在肇庆、莲塘等地继续上课。 1946年学院战后在广州重开，由赵恩赐博士担任院长。当时的教师有刘公铎教授、冯绍荣牧师及希祝虔（Eugene Hill）牧师。

1949年6月，朱永康牧师（本院特约讲师朱亮基牧师的父亲）加入学院，成为其中一位教师。朱牧师在「培贤」迁港期间继续任教于「培贤」；后来他转往上海大学的浸信会神学院进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新政权之下，华人教会领袖和西教士都很担心教会和神道学院能否延续下去。当时朱永康牧师被委任为两广浸信会神道学院代院长，学院维持有限度上课。直至1951年3月，尽管其时学院已由联会管治，所有西教士亦已离去，新政府仍以学院和外国人有关连为由，勒令学院关闭并交出物业予「人民」使用。一百零六年（1845-1951）以来，浸信会在广州一直公开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浸信会为浸信会领袖提供神学教育亦有八十五年之久。从多方面而言，浸信会在华的年代可说在此划上了句号。

神道学院被迫关闭，学生都极其难过，但他们亦收到消息，知道香港正要在同一年成立一所神学院。刘福全牧师犹记当年他在神道学院已修读了两年，老师有白箴士（James Belote）博士、希祝虔牧师、柯理培（Charles Culpepper）博士和唐马太牧师。刘牧师和其他同学即时计划移居香港，进入新的神学院继续学业。当时要离开中国并不容易，必须取得出境签证。这些神学生于是跟随难民潮进入香港，当中包括了很多浸信会会友，还有一些牧者、西教士和福音机构的同工。

香港浸信会神学院的诞生

在1950年时，情势已愈来愈明显，在新政府管冶下，两广浸信会神道学院差不多到了没可能办下去的地步。与外国连上关系的组织承受莫大压力，至终新政府更要把物业充公，交给「人民」使用。来自国外的人力及财力支援亦已变得不可能。中国将浸信会神学教育拒诸门外，但香港的门却敞开，出现了建立一所神学院的新契机。

虽然当时香港只有三家教会及六家基址，华人领袖们的远象却促使他们招聚一群浸信会领袖，一同商讨在香港开办一所浸信会神学院的建议。在1950年8月，这群领袖齐集赤柱圣士提反书院一起祷告，计划在香港建立一所浸信会神学院。 1951年4日2日，此建议在香港浸信会联会的年会中通过，并且选出筹委会成员，包括四位牧师：刘粤声牧师（两广浸信会神道学院及香港浸信会神学院的首任院长）、张有光牧师、欧阳庆翔牧师、陈约翰牧师；另包括五位信徒领袖：林子丰博士、谭希天会佐、杜照星先生、蔡蔚峰先生、李孟标先生；还有四位其后俱任教于新学院的西教士：白箴士博士、范得胜（Victor Frank）牧师、傅伦德（Ronald Fuller）牧师、柯理培博士。及至1951年9月，新学院开始上课。

香港浸信会神学院的开始，与两广浸信会神道学院息息相关。 「两广」在1951年春季停课，「浸神」则成立于同一年的秋季。首两届毕业生都曾在两广修读（只一名例外）：四名男生来自两广浸信会神道学院，五名女生来自培贤神道女学校。在首批西教士教师之中，除了曾在上海担任中华浸信会神道学院院长的柯理培外，都是华南西差会的成员。早期曾在两广浸信会神道学院任教的香港教师，有刘粤声牧师、赵恩赐博士及朱永康牧师。

虽然「浸神」与「两广」有上述关系，但是「浸神」却有其独特之处。首先，建立神学院的动议主要来自华人浸信会群体，而不是西教士所推动。此外，神学院是由联会而不是西差会管理，而管理层先是神学部，接续是董事会。 「浸神」也有别于其他神学院（建道、播道、伯特利），并非从中国内地迁到香港。香港浸信会神学院乃是新的创立。它一开始便男女同校，不像广州那样男女分校上课。

叔未士牧师、师母于1836年抵达澳门，是两位最早来华的浸信会西教士。今年浸信会正可庆祝浸信会西教士来华一百七十五年。同时，香港浸信会神学院亦在今年庆祝创校60周年。若然我们的学院与两广浸信会神道学院是确切相连，我们当庆祝的就不仅是60周年，而是145周年（1866-2011）。即使在历史上「两广」没有从大陆正式迁移到香港，但「浸神」却在使命、神学生、教师、组织联系，尤其在浸信教会方面，是前者的一个延续。两广浸信会神道学院的「死」，也就是香港浸信会神学院的「生」。就让耶稣基督的话常提醒我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十二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