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兵」看学院近年的发展
梅智理(Jerry Moye)
旧约及灵修学荣休教授![](https://i0.wp.com/www.hkbts.edu.hk/wp-content/uploads/2024/07/院訊文章-9.png?fit=768%2C384&ssl=1)
时光下的转变
1973年,我开始任教于香港浸信会神学院。当时,在老师团队之中,还未有已取得博士学位的华人教授。现在却不同了,我们拥有一队数目可观、学养深厚的华人教授,他们分别于英美一些享负盛名的学府取得博士学位。我在学院任教的前十年,班上的学生并不多。记得有一年,基础神学课程只有两名毕业生。时至今日,学院每年都有众多毕业生修毕各种课程,而我们开设的基础神学课程亦不只一个。
要了解「浸神」的现况,就必须认识我们各个成长阶段。现任院长曹伟彤博士于2009年就职,至今已领导了学院六年。过去我是他的老师,现今却彼此成为同事,这着实是一桩乐事。我盼望在这里回顾学院过去六年的一些发展,谈谈自己的一点观感。由于我是一个老师,也是一个感到教会和学院有需要彼此祝福的牧者,我的分享也就主要出于一个老师和牧者的观感。
早期美南浸信会的贡献
在学院创立后的首四十年,我们大部分老师都跟美南浸信会的宣教士有密切关连,而且我们大多在美国毕业,修读于由美南浸信会创立的神学院。事实上,当时的老师团队,主要是由美南浸信会的宣教士教授组成。
韦理信院长(President George Wilson)在任期间,学院曾大力推动储备师资计划,协助本地不少华人牧者和领袖负笈海外,装备他们日后成为神学院的老师。那时候,计划的参加者都在美国的神学院学习,邝振华博士便是其中之一。后来,我们有更多老师毕业于英国。
具国际视野的老师团队
现时,学院大部分老师都是华人,他们大多来自浸信教会,跟香港与外地的浸信会有所连系。自曹院长就任后,有好几位新老师加入。学院依然留有早期美南浸信会所带来的影响:两位美南浸信会的退休宣教士老师,仍然跟学院保持着一定连系,而罗凌思博士(Dr. Lindsay Robertson)则在澳洲的浸信教会支持下,多年来一直参与学院的服侍。
在现时的老师团队中,你会发现好些老师均毕业于英国。有趣的是,我们有六位老师都在苏格兰一些著名学府取得他们的学位,其中四位是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的哲学博士,另外两位则分别是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和圣安德烈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的哲学博士。这个具国际视野的老师团队,使校园的色彩更为丰富,而这亦脗合香港作为亚洲重要国际中心的多元化特色。另一方面,这些老师固然会较了解英国的教育模式,由于香港曾是英国殖民地,这里不少教育模式都受英国影响。
还有从北美而来的影响——我们的院长毕业于耶鲁大学神学院(Yale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和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他不单拥有美国一流学府的坚实背景,又是香港浸信会神学院的毕业生,因而懂得如何糅合学院过去的长处、现今的需要和将来的远象。我们还有一位老师毕业于哈佛神学院(Harvard Divinity School),另有一位毕业于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美国其中一所最著名的浸信会学府。加拿大的浸信会对学院也有影响,因为我们有一位老师毕业于麦克马斯特神学院(McMaster Divinity College),这学院有很强的浸信会根源。这些老师与本地的教会密切相连,又在海外得到最好的学术训练,定然能给学生很好的引导和帮助。
现时,学院的老师在神学上各具专长。过去数年,我留意到我们有力地表达了对基督教伦理的一些观点,并且对「使人和睦」(peace-making)和「平安教会」(Peace churches)也相当着重。我们的学生有机会研读和欣赏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巴特(Karl Barth)的作品。潘霍华和巴特都曾身处危难的时空,在当中发出了基督徒勇敢的呼声。
由于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担任旧约老师的工作,每当我看见其他老师把新旧约连接起来,并努力去应对诠释学上的挑战,我便会非常欣喜。无论是新约科或旧约科,我们都有精于圣经原文的老师。教会历史往往备受忽视,因为它常建基于西方的历史和文化之上。然而,在这范畴我们却有一位十分出色的老师。
除了着重圣经、神学、教会历史等科目外,学院近年还有具备其他专长的学者加入,以致深化了我们对传统核心的理解。我们有一位老师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科学硕士及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哲学博士,他的专长有助我们对一些基督教伦理问题作出探索。另一方面,学院重视宣教使命,着重从宣教角度来看信仰与生命。我们现时有一位宣教动力资源中心主任,还有一位驻院宣教士。老师团队还有不少精英,可惜篇幅有限,未能将各人的背景和专长一一举列。
学生近貌:一个案例
我已教了基础灵修学的学科约二十年。现时道学硕士生都会修读两个由我讲授的科目,分别是「基督教灵修学导论」及「教牧属灵生命」。这些科目和它们的基本设计,是昔日的教务长沈志飞博士(Dr. Jeffrey Sharp)在任时引入的。能够继续教导学生,与神学院保持连系,甚至在我退休后仍能如此,是我人生的一大乐事。课程的设计曾作出一些转变,我也觉察到学生的参与亦有所转变。
在早期讲授灵修学导论时,大部分重点都放于本地浸信会福音派信仰的传统灵修学。当然,我们也会触及这领域内的其他传统和著名作者。其后,这领域有大量探讨灵修学的书籍涌现,随着愈来愈多人对新资料和新见解有所渴求,课程的范围也扩阔了,包含大量作者与思想家在处理这课题时的关注。
学生更愿扩阔自己的视野
在我任教初期,很多学生在入学前都未有机会接受较全面的人文学科教育;有些学生更未有基本的大专或大学学位。因此,不少教学内容都是基础性的。我们固然也有一些非常聪颖的学生,他们既勤奋又愿意学习新知识。但那年代学生人数并不多,而当时的课程范围跟现在的相比,实在较为狭窄。
时至今日,我们很多学生都有相当亮眼的背景。有些曾留学海外,许多曾到访外地,见闻广博,因而受到新旨趣、新问题的启迪。此外,不少同学事业有成,曾在职场发挥所长,如今则渴求寻找属灵根源、更深扎根。今日我们的学生更愿意扩阔自己的视野,面向灵修学与神学思想的丰富多样。
更能掌握增订的课程
现时,灵修学课程的设计已发展了两条不同的进路。在首个学期,我们会探讨透过艺术而丰富展现的灵修学;在第二个学期,我们则会探讨在历史上展现于一些基督徒运动中的灵修学。学生在他们的汇报和论文中,展示了十足的干劲与才能。
过去四年,在和学生探索某些题目时,我会尝试引用一些学生的论文。我会从学生一些出色的报告中,选出某些值得大家讨论的题目。这样做有助显示一个更宽广、包含了神学成果的灵修学。
有学生曾在汇报克尔特灵修学(Celtic spirituality)时,加上一些他自己撰写的祷文,当中充满了对大自然并大自然的主那份活泼的爱。有一组同学在报告路德宗灵修学时,向我们介绍了路德(Martin Luther)和潘霍华感人至深的生命。同学都感受到,作门徒的代价和近期的政治道德问题,跟灵修学是彼此相连的。
另一组同学汇报了中世纪女圣徒的特别色彩与活力。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和朱莉安(Mother Julian)的特有力量,展示了敬虔的女性那种特别敏锐的洞察力。又有一组同学以一些坚强的基督徒母亲为例子,显示她们如何育养了基督徒家庭,也培育了基督教宗派。他们强调,苏珊娜.卫斯理(Susanna Wesley)的才能与敬虔,也是循理会运动(Methodist movement)得以开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一组同学尝探索在浸信会灵修学中兴起的宣教异象。他们觉察到宣教策略应按不同的文化和时代风气作出调节。学生的佳作实在多不胜数,我想指出的是,近数年我们的学生已有充分准备,能对学习的课题作宽广而深入的探索。
平衡与更新的持久需要
一所卓越且承传宗派源流的神学院,须要面对双重的挑战。学院必须有很好的学术氛围,让师生在当中探求最优良的神学传统和学问;学院又必须着重实践,叫师生能把他们所探求的内化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情感与知识、理论与实践、信仰与行动必须互动,丰富彼此的内涵。
我们的学院一开始已觅得致力融合情感与知识的院长。首任院长刘粤声牧师是一位受人敬爱的华人基督徒牧者。其后,学院有幸得到一位杰出的宣教士学者和布道家出任院长,他就是很多早期华人牧者的导师——白箴士博士(Dr. James Belote)。其后是唐佑之院长,他寻求在课程设计上配合教会的需要,并增加图书馆的藏书量。接下来两位院长是韦理信博士和江耀全博士,他们增订了学院的课程,加入了更多实用科目,又促成好几位本地牧者负笈海外。
现任院长曹伟彤博士透过早会、《院讯》和会议中的分享,提出「浸神」既要成为一所著重学术水平的神学院,又要成为一个把所思所学活现出来的属灵群体。他常勉励我们要学习殷切款待、关怀邻舍、造就别人,他并且以身作则,积极参与教会的服侍,包括担任顾问牧师和在不同堂会讲道。
能够成为「浸神」一分子,并且跨越四十年之久,我着实感恩。学院在许多方面都成长了,但我们不会满足于现状,却会踏步向前,不断追求改进。在现任院长带领下,学院过去六年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有更优秀的学生准备投入学习,学院的课程亦有所增订,让学生能有更整全的装备,学习如何在这世界作一个事主事人、有能有力的牧者。我们的学生成为了老师的挑战,而身为老师,我们盼望也能把挑战带给学生。
彭君成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