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与俗同的上帝公义（上）

「为了争取公义，为什么不可使用武力？」

香港经过近几年时局的乖变，社会纹理日见撕裂，持不同政见的人彼此倾轧，于是社会上开始涌现这类声音。有些基督徒也无法以和平的福音抵制暴力的引诱，连教会内亦有人提出相同的质问。在他们眼中，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守正辟邪、锄强扶弱，是教会最优先的社会使命；甚至有信徒更大义凛然地主张「以武抗暴」，满以为这样「舍身取义」就最肖似基督。

然而，在整本圣经里面，均无法找到任何的信仰理由，去支持「为了追求社会公义，就可以使用武力」的说法。何况，根据我们信仰的文法（grammar of faith），「以暴力成就的公义」是自相矛盾的（oxymoronic）词句，因为任何倚仗不公义的途径所达成的，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公义；无论目的或意图如何正义，基督徒也不可不择手段。

实在，只要我们稍为认真查考一下圣经的教导，当会发现，上帝的公义体现于「分享而非分配，复和而非报复」，这有别于世俗社会所信奉的「人人应得其所」（suum cuique）的分配公义或报应公义。

属乎上帝的公义

圣经里的公义（biblical justice），跟世俗所追求的社会公义，最根本的差异在于：真正的「公义」必然是属于具有位格（personal）的三一上帝，而不是非人格化的（impersonal）制度或政策所拥有的特质。虽然在日常用语，我们会说「为了满足公义的要求，如此行是应当的」，但假如「公义」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项形式化的原则，或者一种无法企及的理想，它其实不会「要求」我们做什么，而我们不论做什么也不会令它「满足」。基督信仰所讲的公义，却必然是属于上帝的公义、来自上帝的公义；绝不存在任何超越上帝、在上帝以外，所谓的公义原则、秩序或规律，是可以主宰宇宙、维护众生、平衡善恶，甚至连上帝也必须遵从，配合它的运作。上帝就是公义，但公义不是上帝。任何离开上帝自我启示的本性、上帝的经世故事、上帝终极的旨意的所谓「公义」，都不过是真正的公义的替代品或伪冒品。真正的公义，只能够在上帝的管治之下、上帝的国度之中实现。

因此，「公义的」这个形容词，严格来说不能用于非人格化的政策、制度，或者一个缺乏共同命运、集体意识的「社会」；配称为「公义的」，唯独上帝自己，又或是一群被呼召成为肖似上帝的公义子民（a just people）。公义是要由一群效忠上帝的子民在日常生活中活现出来（lived），而并非借当权者的管治施政，从上而下被「实施」、「执行」出来（administered）。

基督徒有时未经深思熟虑，就将世俗的「社会公义」误当成信仰的价值。最常见的例子是，我们引用弥迦书六章8节，将教会的使命化约为「行公义、好怜悯」，并将之与社会行动（social activism）等同。偏偏最讽刺的是，这段经文最重要的那部分往往被有意无意遗漏掉：「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 」我们不可能靠自己去实践公义和怜悯，必须归属于上帝，必须有上帝作我们的同伴；否则，当我们以为已经拥有公义，甚且代表上主替天行道，就不过是自行其是，自以为义。 「公义」和「怜悯」，均不可望文生义去理解，因为它们在以色列人的信仰词汇里，皆代表耶和华的属性，是在以色列人的救恩历史里，所经历过的那位拯救他们的上帝，祂所亲自启示出来的品性，亦即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与他们同行所留下的集体记忆。只有在这段关系和历史之中，我们方可正确地掌握「行公义、好怜悯」是上帝对其子民的具体要求（demand）或期望（expectation）；相应地，这也是那与上帝立约的子民，面对一位信实的、公义的、慈爱的上主，恰当的具体答应（response），是以行动「答覆」、「响应」那位首先行动的上帝—— 在生活中与邻舍休戚与共，就是对恩约的忠诚。所以，每当基督徒只为公义「发声」，向当权者隔空喊话，要求不信的世俗社会实现公义，而非自己先行公义，以呼吁其他人成就更高的义，就特别显得假冒为义。

所以，圣经的公义必然具有恩约的性质（covenantal），也是关系性的（relational），我们无法先验地用理性、道德或宗教原理，去推论出什么是公义的普遍要求。 「公义」，只有在上帝与祂子民的恩约的具体关系之中，被赋予内容；是那位主动立约、坚持守约的上帝，同那群归属于祂的子民，在历史中敲定出来的（worked out）。践行公义，并非一种外在的律法要求，而是一段整全圆满、合乎秩序的（wholesome）关系的具现（embodiment）。认识耶和华是谁，自然便会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行公义、好怜悯」，就是「认识」耶和华，是出于真确地知道、正确地记起上主过去、如今、将来的作为。

相比之下，世俗的公义是不近人情，甚至次人性化的（sub-personal），诉诸一项空泛的抽象原则：人人都应得其所（to each what is due）。 「分配的公义」考量的是：什么是一个人应分拥有、享有的权利或福利？ 「报应的公义」问的是：什么是作恶的人罪有应得的？当然，不同的政治哲学就如何衡量、计算什么是应得、应分的，提出南辕北辙的理论。不过，它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焦点归根究柢都落在程序上的（procedural）公义；即使真正关切的是实质的（substantial）结果是否公义，但它们不免首先着重制订出一套政策、法规或制度，去「执行」公义，或去「保证」公义。于是，世俗公义都是以国家或者政府作为中心，兑现（deliver）公义被视为当权者的责任。如此，所谓「秉持公义」就往往只是针砭时政，品评施政得失，检验政权有否公道地分派赏罚、权责、资源，然后责成当权者拨乱反正。当基督徒也忘记「行公义」应系于自己作为上帝子民的身分，而相信这只是政府的责任或特权，教会的公共践行就会停留于为公义「发声」，以为向政府提出诉求，已经等同完成任务；这样，我们就不会反求诸己，只是不断诿过于人—— 结果我们缺乏承担和委身，未能为了别人的好处，为了别人得到公平的对待，甘愿牺牲自己的所得所有。

公义不是分配，是分享

世俗的分配公义（distributive justice），即一般所谓的「社会公义」，是关于如何分配有限的公共资源或益处（benefits），包括一些生存的基本物质需要，以及非物质的权利（rights）；例如，「所得」要与「付出」、「需要」或「功劳」（merits）对等相称（proportional）。分配公义最后必会诉诸「权利」，即「对他人的公正诉求」（just claims on others）。 「权利」的享用可以是非竞争性的，本该不会因匮乏而供不应求，但一人的「权利」必带来其他人（特别是政府）相应的「义务」去保障其权利，维护权利需要社会成本；另外，个人的权利可以与别人的权利冲突，或个人的权利与整体的权利抵触，未能两全其美，于是「权利」的享用就产生分配的难题。提出分配公义的不同原则，本来是试图摆平这些权利之间的冲突和竞逐，但总是沦为平衡不同人或集团之间的利益。现实世界的分配公义每每是对真正的公义的强暴，将权力斗争之后、以强胜弱的结果粉饰成为「公义」。分配公义甚至可算是个「骗局」，名义上协助社会排难解纷，实际上却变相延续（常态化、正规化）人际关系的竞争、摩擦、对垒、矛盾，而无法修补关系，使人和好。

这样的话，分配公义就是永远要求别人放弃他们的利益，为另一班人的权利而牺牲，是一种劫富济贫的草莽公义。基督徒争取的有时也是这种公义：为穷人发声，就是要求那些有财有势的，包括政府或富可敌国的大企业，拿更多的钱财去赒济穷人，仿佛忘记了赒济穷人也是教会的责任；仿佛我们的社会愿景，就是福利制度完善，社会不再有穷人，甚至祈盼教会不再需要用自己的时间、金钱、爱心去关顾穷人；这样，教会就算功德圆满。若是如此，基督徒所渴想的「公义社会」，就会沦为一个不再需要教会天天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公义、施怜悯的世界！

旧约圣经不断重复「行公义、好怜悯」的教导，它是非常具体的特定要求，不外乎照护孤寡老弱、贫穷人、寄居者和外来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正因为耶和华这位上帝要保护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拯救那些无助的人，我们并不需要争取任何抽象的公义，也不是要一劳永逸地改革社会制度，圣经更没有指示我们去锄强扶弱。事实上，圣经里面的公义，极为非比寻常之处正正在于指出：扶弱，不必锄强！当然，我们经常在旧约圣经见到，先知批判社会的贫富悬殊，但先知的角色首先是代表上帝向上帝的子民（包括他们的统治者）宣告上帝的话语，而并非像现今的基督徒所想像的，向世俗社会表态发声。基督徒很容易忘记，那些为富不仁、被圣经批判为对贫困者视而不见的人，也包括我们自己。

在一个扭曲人性的社会，我们累积起的财富（即「资本」）全部都是直接或间接从剥削别人而来的，而不是我们「应分」获得的。中产化的教会，也是现有不公义的经济制度的得益者。在资本主义里，富人是得益者；富有而不愿意同人分享，就是一种罪。所以，拥有越多的人，越应该乐意分享，不可永远厚待自己，待薄别人。这才是圣经所教导的经济公义。

圣经的分享公义远超世俗的分配公义，远超那种对「谁应分获得什么？」的斤斤计较。在圣经所想像的公义社会，每逢见到有贫乏的人，连基本生活需要也未能满足，任何人都有责任施以援手，而不能推卸是政府、富人或别人的责任。更独特的是，我们不必计较这些有需要的人是否「值得」帮助，不必考究困境的根由，弄清楚他们到底是自食其果，还是不公义的受害者。旧约圣经里不少关于经济生活的律法，包括十一奉献、麦田遗穗、休耕、禧年、宽减债务、释放奴隶、地归原主等等，皆旨在「限富扶贫」，而并非通过公共财政制度再分配财富，消灭贫富悬殊。以色列人这些律法，一方面，防止族群之中有人因诸种原因，跌入不能自立的处境，甚至有危机被排除于社群的日常生活之外，或在其他生活场景遭遇更大的压迫，沦为不义的受害者，产生更多的社会罪恶；另一方面，防止某些人累积起相对于众人凌驾性、支配性的经济优势。所以，贫穷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关乎整个社群的健康（well-being）。

在旧约圣经，测试以色列人有否遵行上帝旨意的指标，不在于社会上是否出现穷人；而在于不管贫乏的成因是什么，一旦有穷人出现，有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群体要休戚与共（solidarity），不让任何人落得孤立无援，甚至惠及外来人、寄居者，是因为以色列人也曾为奴寄居，流离失所，他们要记念上帝昔日对他们的拯救。这是整个群体中「人人」的责任，无可推诿。最令耶和华愤怒的，也许不是以色列社会出现不平等，而是上帝的子民对困乏者袖手旁观。整个犹太妥拉（Torah）的传统，不能与现代意义的成文法典相提并论；它是帮助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的义道（path of righteousness）的训诲，指引他们在堕落的世界过和平、公义、仁爱的生活，展示来自上帝的「公义的和平，或和平的公义」（shalom），也就是上帝原初造人时，渴望我们能够活出来的，联系于上帝、别人、其他受造物的一种整全/ 健全的关系。足见，要成为一群公义的子民，根本之处不在于立法、施政或设计一套天衣无缝的制度。

因此，对于以色列人或教会而言，慈惠（charity）不应当是口袋有余才去行的善举，关顾穷人也并非出于爱心满溢的同情，或无私的自愿奉献，而是公义的诉求。慷慨（generosity）就是上帝公义的体现。由旧约到新约，圣经的经济教导，由始至终都是分享，而非分配。圣经并无提出一幅蓝图，让我们设计出一种保证「公平公正」（fair and equitable）的分配制度。出人意外地，圣经的经济伦理，完全没有提出方案去处理系统性的不义或结构性罪恶，也没有针对贫穷的成因或根源；反而，圣经的教导几乎只限于止痛式的治标（palliative），而不是治本，哪里有穷人，哪里就需要有「公义」（即「分享」）。耐人寻味的是，圣经仿佛假设了常有穷人与我们同在，真正的、属于上帝国的公义，是终末性的；而教会这群上帝子民，就是被呼召去提早、不完全地活出终末的天国样式。三一上帝对付不义的策略，不是动员祂的子民与不公义的世界打仗，而是设立一个有别于世界的另类群体，让我们与人分享从上主所领受的一切。

初代教会实践的「凡物公用」（徒二44-47）或者「均平」（林后八14-15），不是共产的雏型，只不过是保证群体之中，不会有成员因贫穷而变得孤立无助。圣经既不支持私有产权，亦不赞成我们以武力去推翻它。 「分享」既揭露了堕落世界的真相，又同时指向救赎的终成。

一方面，我们现在所拥有、享用的一切，无非都是他者的礼物、恩赐，否则就是从掠夺、霸占、剥削而来，本来都是我们「不应分」占有的。所以，我们只能够带着感恩的心（with gratitude），以及歉疚（in repentance），甚或亏欠（indebtedness）去享用不该有的财富，并且更加乐意，将白白领受自别人和上帝的恩惠，慷他人之慨、慷上帝之慨分享出去。 「分享」超越了世俗公义「各得其所」的等值交换，从根本上颠覆私有产权此万恶之源：我自愿割舍原以为是「属于」自己的，无条件转赠予另一个不配得、「不应分」拥有的人；将原本「属于」我、「不属于」你的，变成「属于」你、「不再属于」我的。

另一方面，「分享」也启示出世界原初受造的本相：人作为受造物，我们的存在应该是互相依存的，而非自足自存；我们生命的真相，就是要依靠和倚赖上帝、别人，以及其他的受造物。所谓「罪」，表现于将别人推向孤绝（isolation），又或者标榜自主、不求别人（autonomy）；「罪」就是坚持各人只顾自己的事，各按其分，各得其所。但天国的福音解除了罪对人的捆绑，让我们如今可以安心倚靠创造主一切的恩赐，甚至欢喜地领受别人的恩惠，不必觉得羞愧，学习在恩典中守望相助，彼此服侍。主内弟兄姊妹之间各不拖欠，唯独亏欠的是未有尽心竭力去「彼此相爱」（比较：罗十三8），甚至别人所犯的罪，本来我们是「不应分」、也不能够代替他们担当的，现在也「应分」去分担（加六2）。 〔待续……〕

延伸阅读：Chris Marshall, Little Book of Biblical Justice: A Fresh Approach to the Bible's Teachings on Justice (New York: Good Books, 2005).

^*本文改写自笔者在香港浸信会神学院「属灵操练日」（2017年1月17日）的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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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教授分享」预告：
〈不与俗同的上帝公义（下）〉将刊于2017年10月号《院讯》，禤智伟老师将会承接「公义不是分配，是分享」的论述，进一步说明「公义不是报复，是复和」，阐明圣经所说的公义之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