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期编者的话

编者的话

邓绍光

三一上帝在基督里借着圣灵所建立并持续地构成的教会群体，一直活在世界之中；这样一来，她就无可避免地要跟世界之中的国家或政权交往。今期《山道期刊》以「政教关系」为主题，邀请了不同学者就着新约圣经、教会历史、系统神学等各个范畴，探讨这个重要的课题。

梁俊豪和吴国杰分别撰写〈「帝王崇拜」与保罗的教会〉和〈君士坦丁与君士坦丁主义：历史论据的重检〉，分别澄清「帝王崇拜」及君士坦丁对教会的影响。梁氏指出近年兴起的「保罗反帝国修辞」进路很大程度影响了保罗研究，学者们认为保罗书信中隐含着反帝王神学。但是梁氏表示，虽然「帝王崇拜」或「罗马帝国意识形态」在保罗时代十分普遍，但却没有充分证据显示，初期教会在信仰上或生活上受到极大的压力或威胁，并且在保罗书信之中也没有意思明确的经文足以证明这种看法，而且以隐藏文本的方式阅读保罗书信，亦叫人难以信服。

吴国杰一文梳理君士坦丁与君士坦丁主义之间的关系，从而澄清君士坦丁与君士坦丁主义并无任何关系。神学家尤达（John H. Yoder）提出君士坦丁主义来指涉西方教会的转变，把教会之背道归因于君士坦丁归信基督之后的举动。吴氏衡量莱泰赫（Peter J. Leithart）着的《维护君士坦丁》（Defending Constantine）及罗夫（John D. Roth）编的《重检君士坦丁》（Constantine Revisited）两者的论据，并根据个人研究作出判断，重新厘清君士坦丁与君士坦丁主义的关系，帮助读者有更为确切的了解。

罗永光的文章〈「在地若天」――主祷文与极权政治〉讨论二十世纪「第三帝国」时期的两种政教论述，分别是《安斯巴赫忠告》（Ansbacher Counsel）和《巴冕神学宣言》（Theological Declaration of Barmen），前者是基于改革宗的「基督的君主权」，后者则立足于路德的两国论，双方的焦点都集中于地上国度的位置。罗氏在此提出第三种看法，发掘主祷文中的政治含意：既没有否认地上国度，也没有排斥基督；耶稣是天父在地上的真正代理人，祂的国是那要指引所有地上王国遵行天父旨意的国。

郑仰恩则带领我们历时性地回顾及评价改革宗传统的政教态度及观点。他的〈改革宗的政教态度与观点：一个历时性的回顾与评价〉，一方面铺陈改革宗历来一些展现其对政教关系看法的代表性事件，包括宗教改革时期瑞士的日内瓦、法国的预格诺派、尼德兰的改教运动、苏格兰的盟约派、英格兰和北美殖民地的情况，以及当代南非的处境。另一方面，郑氏整理了近年历史学者对改革宗政教观点所作的诠释，从而发现其发展是具有多元要素，并且层次丰富：政治环境的驱迫和形塑、参与行动者（圣徒）的公民意识、法理上证成抵抗的责任或权利、宗教礼仪及社会行动上「破除偶像」的论述和抗争、抵抗神学的全面建构、以当代的信仰告白来激发政治行动。

至于杜锦满的〈从历史角度看香港浸信会之政教关系（1842-1970）〉，他指出虽然浸信会一向强调及持守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是香港的浸信教会长久以来，就教会应否领取政府资助来推动教会事工，议论不休。这篇文章透过历史回顾，一方面展示香港的浸信教会怎样理解「政教分离」这个议题；另一方面也整理出应用这原则时碰到的问题，而在教会办学方面，最终出现了实用主义胜过理论主义的结果。

最后一篇是刘振鹏的〈初探「政权」在尤达的政教观的意义〉，集中探讨尤达的政教观中有关「政权」（state）的意义。作者指出尤达对政教的看法，是基于他的「基督的统治」这大前提。在基督的统治下，教会是有意识地知道并成为基督的仆人，而政权却是不自觉地成为基督的仆人。接着，刘氏探讨尤达神学中政权的授权问题，指出政权的属天授权在于运用邪恶手段，制衡邪恶，使邪恶不致失控，以维持「相对的秩序」。最后，文章谈论尤达对政权的功能及其限制的分析，指出政权乃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让世界认识福音，其正义并不等同上帝自己的正义。

除了专题文章之外，这一期《山道期刊》收录了一篇讨论文章，就是笔者的〈潘霍华的六种抵抗方式――德容格的整理与分析〉，主要是讨论德容格（ Michael P. DeJonge）就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对抵抗方式及其背后的思想所作的全面整理。读者可以视之为专题文章的延续。此外，还有五篇书评值得大家细阅，既有圣经研究，也有神学讨论。深愿三一上帝使用这些学术研究的成果，造福教会群体，让弟兄姊妹对信仰有更深入和开阔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