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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s Tang

貧富不均是一個全球性的社會現象，不單現今世代如此，古代的舊約及新約世界也是一樣。因此，本期《山道期刊》以「貧與富」為主題，邀請不同學者撰文討論，範圍包括舊約、新約、早期教會、基督教倫理等不同領域。

戴浩輝的〈舊約中的貧與富（一）：五經與敍事文體〉分析五經中的律法，從而表明貧富是當時的事實。可是，律法卻沒有要求消滅貧窮，而是要求耶和華的子民承擔起照顧貧窮人的責任。此文指出，財富是上帝賜福的象徵，但以色列人的故事並非關乎財富，而是關乎上帝的應許和護佑。再者，財富只是上帝的禮物，而人致富的經過並非必然光彩。陳耀明的〈財富與貧窮：耶和華對土地的要求〉則把貧富問題的焦點放在古代以色列如何對待土地的態度上。身為與上帝立約的子民，他們要視土地為耶和華賜贈的禮物，不可以像鄰國那樣把土地變成崇拜的偶像。可是以色列人卻走上歧路，骨子裏拒絕耶和華的主權，破壞了上帝與人之間的關係。這種情況的具體表現就是他們沒有遵守律法，好好管理大地，結果造成社會貧富懸殊，且被無數先知批評，要求以色列人承認財富是上帝的禮物，且更要好好照顧他們當中的貧窮人。

梁俊豪的〈從古今觀點看貧窮、僅足生存與保羅群體的經濟地位〉和黃漢輝的〈保羅的貧富互惠逆轉思維〉都與保羅研究有關。前者關心的是如何理解保羅群體的經濟情況，後者側重保羅對貧富的看法。梁俊豪指出現代學者對希羅社會的經濟狀況和財富分配不均的研究，對分析保羅群體的貧窮狀況甚有幫助，而討論的焦點集中在：（1）希羅社會的階層結構屬「二分結構」（「舊共識」，即精英與非精英）、「三分結構」（即精英與非精英之間存在「中間階層」），還是貧富程度在人口分佈中是逐漸變化（「新共識」）？（2）保羅、信徒領袖及信仰群體是包含了社會的各個階層，能代表希羅社會的階層結構（「新共識」），還是成員都集中在貧窮階層（「舊共識」）？（3）現代社會關於財富分配不均的研究，如何應用於希羅社會以至保羅群體？把非精英階層按「僅足生存」開支的倍數來建構六等分的經濟水平階梯，是否比按職業和身分標籤劃分的「貧窮 / 經濟尺度」，更有效地描述希羅社會貧窮人口的分佈？黃漢輝的文章，則分析保羅在馬其頓及亞該亞教會為耶路撒冷教會收集捐款的事情，從而探討保羅所抱持的一種貧富「互惠」思維。他首先以保羅在羅馬書十五章22至29節提及收集捐款一事為起點，然後分別觸及哥林多書信（林前十六1-4；林後八～九）和加拉太書（二10）；最後回到羅馬書，探討保羅在羅馬書十五章22至29節提出的捐款收集其背後的「互惠」思維。保羅沒有在傳道的過程中解決社會的貧富問題，但因著「在基督裏」，教會群體可以超越不同的界限，當中的信徒可以彼此互惠；在上帝那傾流的豐富恩典下，有餘的可以補不足的，以致不會有人缺乏，或有人過剩。

辛惠蘭的〈貧與富相依：《黑馬牧人書》的啟迪〉，探討第二世紀使徒教父著作《黑馬牧人書》第五十一章的第二比喻，藉此了解教會中的富人和窮人應有的關係；就是使用「榆樹」和「葡萄樹」的共生關係，來類比他們的關係，從而說明兩者也是相互依存協作的。這種看法可以視為承襲了聖經傳統中「敬虔貧窮人」和「邪惡富有人」的部分看法，並採納當代羅馬的恩主（patronage）文化而有所發展，避免將「貧」、「富」置放在矛盾對立的兩極，反而探索雙方如何運用各自的強項和獨有的（物質 / 屬靈）資源，互補相依，彼此成全，一起結出最多的果子。劉振鵬的〈教會，貧窮與你何干……！？——闡釋尤達的主餐踐行之神學及倫理意義〉，旨在探索神學家尤達（John H. Yoder）對主餐的看法，從而指出其倫理意涵在於基督徒的關顧和慈愛，這不應只局限於對待自己人，也當延伸至外人身上，且不應只關心本地的需要，也當注意鄰國的困難。本文首先簡介尤達的《身體政治》（Body Politics），繼而討論尤達講述的主餐的意涵，跟著分析主餐、禧年、彌賽亞三者的關係，最後仔細檢視主餐的倫理意涵。

本期的討論文章有梁以利亞的〈基督教倫理與生命更新之關係：探討聖靈的角色和更新的本質〉。此文討論聖靈在基督教倫理及生命更新上有甚麼重要性，以及新生命的本質，並提出倫理應用上實質的建議。至於本期的書評，評述的著作涵蓋多個領域，既包括聖經神學、早期教會歷史，也涉及釋經方法、宣教神學、系統神學等各方面。透過評論者對他人研究成果的考察，我們不單可以從中知道知識前沿的發展，也可以在他人的基礎上再行思考相關課題，有所進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