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滬之行──文化與信仰反思
周佩珊
神學碩士生![](https://i0.wp.com/www.hkbts.edu.hk/wp-content/uploads/2024/09/院訊文章-5-2.png?fit=1024%2C512&ssl=1)
感謝孔憲紹博士員生進修基金的資助,讓我有機會在曹偉彤副院長的帶領下,與林諾欣和賀志勇同學於去年11月29日至12月2日到杭州和上海一行,探訪當地的浙江大學、復旦大學和浙江神學院,與國內教授及學生分享交流。在學術交流的過程中,我體會到國內師生對深層的人文精神如世界觀、人觀、真理觀和價值觀的關注。另一方面,在整個行程中,我又察覺到消費文化和市場經濟所代表的生活和思維方式,正無孔不入地滲透國內,而且對於他們所關心的人文精神正構成長遠的威脅。這次學術交流與文化考察不但擴濶了我的視野,更引發我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對中港兩地文化作出思考。
消費文化
首先是對廣告和消費文化的關注和思考。出發當天,甫從羅湖火車站過關,兩邊走廊通道盡頭,映入眼簾的盡是巨幅掛牆廣告。接著在乘計程車趕往深圳機場途中,從車窗往外看,一個個高聳入雲的廣告燈箱豎立在路中央一望無際的電燈桿上,與沿途兩邊高樓大廈天台上一幅幅的巨型橫額廣告相映成趣。回過頭來,迫在眼前的是司機座位後面的小型塑膠料廣告。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廣告,琳瑯滿目,滲透到各個生活層面,叫人目不暇給。所推銷的大都是那幾個國際品牌、那幾個香港人也十分熟悉的名字。經過包裝的商品,透過華麗閃亮的視覺語言,不斷地向途人招手。為求刺激消費意欲,廣告媒體不惜採用標奇立異、譁眾取寵的語言表達方式,甚至扭曲語言本有的意義。廣告語言堆滿漂亮的詞藻,可就是沒有內容,脫離實在。語言本來是溝通的媒介,要求語意準確,語法連貫,思路清晰,指涉清楚,以致人與人之間能夠有效地溝通。語言亦是思想的載體,投射思想,形塑經驗。如今,扭曲的廣告語言卻叫語言脫離常軌,文字受宰割,淪為商家和廣告商的操控工具。那麼,這種語言實際傳遞著甚麼信息?在語言備受操控的環境下生活的,將會是怎麼樣的生命?
廣告文化其實是消費文化的附庸,目的是塑造消費人格:「我購物故我在。」1 消費文化所關注的是刺激欲求,創造消費需要。只要不斷製造欲求,就可使生產不斷持續,經濟不斷擴張。這是市場經濟奉行的金科玉律。當人的物欲無窮擴張,文化傳統積累下來的人文精神價值就會萎縮。消費文化所關懷的不是人與人之間的承擔、社群的道德責任,以及下一代運用資源的權利,而是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並以此作為量度人類發展的單一標準。
我們將會怎樣面對中港兩地日益膨脹的消費文化?可有關注消費文化對社會造成的影響?今年是香港特首選舉年,兩位候選人談到公民責任時,焦點往往放於外在政策的討論,或建制的參與,卻往往忽略人文精神的推展和內在生命的建立。其實,理想人格的建立,與理想健全的政制得以實行,是不能分割的。若要建立「行公義、好憐憫」的公民人格,而非只顧滿足一己物欲的消費人格,就須注意人文精神的培養,參與塑造和育養文化體系,從而確立理想的意義及價值架構,使之內化於人的生命之中。
教會的情況又怎樣呢?香港的基督徒在人數上是少數,在文化上更是異數。在香港,基督教文化從來不屬主流,儒、釋、道的混合文化才是華人社會的主流文化。如今,面對全球漸趨一體化的消費文化浪潮,香港教會是否同樣受到同化,成為自戀的消費文化的附庸,把福音淪為純粹的個人得救,將牧養淪為純然的個人心靈醫治、自我肯定和自我潛能實現;而教會就淪為迎合個人需要,提供多項個人化貼身選擇,使個人可持續膨脹增長的消費場所?
福音不單是個人可藉耶穌基督得救的信息,更是與個人、社會和文化緊密相連的。那麼,面對消費文化的衝擊,教會應怎樣回應呢?過往在九七之前,面對前面政局的不明朗,談到教會使命時,往往從理性的護教層面出發,思辯如何化解中國文化可能對福音的抗拒,或把焦點放在傳福音的行動上,目的是有效地向不同的文化傳遞福音信息,卻較少從長遠的塑造文化意識、建立理想人格,以及確立傳統人文精神價值架構的層面去考量。基督教德性倫理學的進路,正好是關乎基督徒品格和生命素質的塑造,並且教會作為一個塑造信仰群體的生活習慣和信仰實踐的訓練場所,應幫助信徒在各樣富挑戰性的環境中仍能忠誠地體現其傳統,時刻活出基督徒的身分,彰顯基督的信仰。若然這樣,教會不但可以抗拒消費潮流的同化,而且信仰群體那不一樣的強調「行公義,好憐憫」的生活方式,就成為一種見證和批判,既見證基督福音轉化生命的大能,亦揭示消費文化對物欲的狹隘價值觀。如此,信仰群體就成為另類的文化大使,可以在身處的社會中,承擔塑造另類文化意識、建立另類道德品格、確立另類價值架構的使命。
都會文化
其次是對都會文化的關注和思考。當飛機降落在杭州機場,出現眼前的是另一幅圖畫。杭州素有國際花園城市的美譽,是國家重點發展的旅遊區。杭州山清水秀,加上國家規定房屋與綠化(樹)的比例是二比一,所以居住環境非常好,連續多年獲得最佳安居獎。政府自八十年代起,已陸續將工廠遷至鄰近的蘇州,以減少環境污染。如果工廠工人不願跟隨工廠遷移,女的只要年滿四十五歲,男的滿五十歲,就可以申請退休。退休工人每月可獲發長俸,足夠維持生活。當年的退休工人,如今不少已七、八十歲。杭州亦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杭州市內特別為長者設立了一所浙江老年大學,讓長者可以老有所學,生活更添姿彩。我在杭州那幾天,就不時見到有長者在居處附近的西湖邊唱戲曲,載歌載舞,而附近總聚攏一、二十人,或看熱鬧,或拍手唱和,充滿歡樂氣氛。
相對於上海,杭州房地產價格平穩,租金上落不大,除了靠近西湖的平房價錢較貴之外,一般人都負擔得起,而且每家每戶的居住面積可有七百平方呎或以上,一住經年,落地生根。因此,杭州有很多老房子,多是四層高的,像香港新界的丁屋。相對於鄰近蘇州差不多清一色的黑瓦白牆傳統兩層平房,杭州平房的屋瓦顏色,或紅或黃或藍或綠,七彩繽紛,沿著滬杭高速公路兩旁望去,煞是好看。民有所居,老有所養,生活基本無憂。難怪杭州雖然在中國十大城市排行榜中只佔第六位,城市幸福指數卻是排行第一。
在居住環境和生活質素方面,香港和杭州有很大差別。香港自八十年代起,服務和金融業逐漸取代工業成為主要經濟命脈,以往穩定的車衣、玩具加工或電子零件等工作,改由零碎的散工、外判工或臨時工替代,工時長而工資低,而且因僱主無良剋扣,工人還不一定得到法定的勞工保障。那些受經濟轉型影響而被淘汰的工人,因為學歷不高,又沒有其他技能,只能集中在非技術和低增值的行業領域裏,一般收入少,生活條件差。此外,不少廠家已陸續將工廠遷往內地,以減低營運成本。例如六、七十年代,香港島由鰂魚涌至北角一帶,大型工廠林立,自八十年代起已陸續變成住宅區或商業區。當年未能跟隨工廠遷入內地或被裁減出來的工人,只能得到一筆過的小額賠償金,不足以維持多少日子的生活。他們與杭州工人所得到的照顧相差甚遠。另一方面,自八十年代起,香港政府實施高地價政策,房地產起飛,樓價貴,連帶物價也受到影響;財富愈發集中在地產商手裏,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貧富日益懸殊。由於香港地少人多,寸金尺土,為了經濟發展,地盡其用,老區整片土地被剷除。旺角砵蘭街的雀聲燈影,現在變成金碧輝煌的朗豪坊;觀塘的工廠大廈,現在變成二十四小時營業的APM大型商場。自五、六十年代興起的一些基層社區,如大角嘴、土瓜灣和觀塘等,已逐步換成呎價高企的住宅區或商業區,甚至連老地名也刻意被「洗底」抹去:大角嘴變成奧海城、土瓜灣變成翔龍灣。但原本住在這些老區的老街坊,絕大多數是低收入的基層人士。老街老店老樹老人老相識老記憶一併連根拔起,對他們來說,換來的是愈來愈狹窄的生活空間。香港今年錄得超乎預期的551億元巨額財政盈餘,新財政預算案推出回歸以來最巨額的稅務寬減和回饋措施,一擲200億元,還富於民。今次還史無前例地向領取綜援金和高齡津貼的市民額外多派發一個月的津貼。除了這些一次過的恩恤措施外,在講求經濟效益、以房地產發展為主導的大前提下,對於維護基層人士的生活空間,香港政府可有甚麼遠景規劃?
最近市區重建局宣佈將斥資38億元打造上環嘉咸街成為全港第一條「老店街」,使之成為新的旅遊景點。受重建影響的住戶約1,120人,當局預計將動用20億元作收購和安置賠償。為了旅遊的經濟效益,政府樂意保護這些具有社會文化特色的舊區;為了迎合商業品味,更不惜大興土木地仿古、破壞原來景致。可模仿不來的是地方居民之間的人情味、盛載的生活氛圍、氣味和色彩;賠償不來的是生活的尊嚴、自食其力的滿足和溫暖的故人情。我還記得多年前在九龍城橫街窄巷一間小店裏所看見的一幕情景。一對年老夫婦經營一間小店,賣的是粥點、炸油條、腸粉,店內工作如開油鍋、拌粉漿、煮白粥,全都是自己做的。一個看來患了輕度唐氏綜合症的小兒子緩慢地在旁抹抹桌椅。店子小,佈置簡陋,做的是兩三枱的熟客生意。老店主不時和路過的老街坊,或進來光顧的老顧客有一句沒一句地搭訕。在現今一切講求經濟和成本效益的前提下,我們還容得下這樣的生活片段嗎?對於關懷各社會階層的生活,照顧長幼老弱,扶助弱勢社群,以至培育人文精神,而非只顧經濟增值,我們的特區政府可有甚麼遠景願景?
教會的情況又怎樣呢?在這個以成本效益為主導的商業文化氛圍下,教會如何面對所服事的日漸老化和萎縮的老區?面對教會也愈來愈中產化,老區的教會是否也要洗底增值、向上流動?在一切以經濟效益為主導的都會文化中,教會如何看待那些被市場經濟視為最沒有生產價值、地位和用處的老居民?可會愈發收納他們?抑或教會也受到市場經濟文化的影響,不願擔負沒有經濟價值的邊緣群體,拒絕成為貧窮人的教會,甚至不惜連根拔起,離開原本出身的老區,遷去有市場發展潛質的新區?另一方面,貧富懸殊的兩極化現象是否同樣發生在教會身上?伴隨著坐落老區的小堂會的萎縮,是超大型堂會的膨脹;伴隨著小堂會會友的流失,是超大型堂會人數的增長。這是否反映信徒也受到市場文化的影響,變成精明的消費者,把教會視為一個可供選擇、隨意轉換會籍的消費場所?
教會絕對不是一個隨心所欲,可以隨時加入、隨時退出的俱樂部或聯誼會,也不是一個講求個人滿足的安樂窩,而是神所呼召出來的一個屬靈群體,肩負獨特的使命去見證福音,實踐信仰。當教會謙卑地跟從耶穌的榜樣和遵行祂的教導,不介意與貧窮和弱勢的人走在一起,甚至以他們為優先服事對象,樂意住在他們中間時,其不一樣的道成肉身的服事就成為社會的見證和批判:一方面見證神對世人的愛和救贖,祂沒有忘記那些貧窮的、瞎眼的、瘸腿的、被人厭棄的,反倒進到他們中間,服事他們;另一方面又批判市場經濟以經濟和成本效益來衡量一切的狹隘價值觀。
「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這是聖經的教導,亦是教會在這個彎曲悖謬、被消費文化和市場經濟所淹沒的世代裡須要活出的見證和實踐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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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是布希亞(Jean Baudrillad)模擬笛卡兒而來的名言:”I shop therefore I 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