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根博士與穗港兩地的浸信會神學院
張智理教授（Prof. Jerry E. Juergens）
本院榮休教授
本院一年一度的浸會週已於三月六日至八日舉行，主題為「早期國內及香港浸信會領袖剪影」，由張智理教授、梅智理（Jerry E. Moye）教授及劉振鵬博士分別介紹梁根（M. Theron Rankin）博士、慕拉第（Lottie Moon）女士、叔何顯理（Henrietta Hall Shuck）師母及林子豐博士幾位浸信會先賢。
今期《院訊》特別刊出張智理教授的講辭，讓讀者可以透過他的探討，回溯梁根博士對神學教育的貢獻，也從中認識兩廣浸信會神道學校與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的關連。
今天是浸會週的第一天，我們聚首一堂，追憶浸信會一位先賢梁根博士，並探討廣州的兩廣浸信會神道學校與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的關聯。本院師生每次走進學院的圖書館，都會看見他的名字：「梁根紀念圖書館」。為甚麼梁根博士那麼重要，以致我們的圖書館也以他命名？1 他的事蹟如何讓我們看見這兩間神學院的關連？
梁根是誰？1951年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正式成立時，他是美南浸信會聯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海外傳道部（Foreign Mission Board）的執行幹事。他曾是海外傳道部遠東區第一任分區幹事，也曾在廣州的浸信會神學院擔任院長。院長一職後來由劉粵聲牧師接任，神學院也交兩廣浸信會聯會全權管理。2 若要深入探討梁根的生平，我們須細看三方面：他對在中國逐漸冒起的普世教會運動的理解；3 他為加強宣教支援而策劃的「奮進運動」（The Advance Program）；他的宣教哲學。在短短五十九年的人生中，梁根對中國以至全球的浸信會作出了重大貢獻。本文將集中探討他在神學教育方面的建樹。
梁根的故事讓我們認識兩廣浸信會神道學校的一段歷史，也認識它與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的成立有何關聯。1918年梁根入讀美國南方浸信會神學院，那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浸信會人士對世界和宣教有了更強的意識。梁根來到神學院後，遇上了雅娜利亞．格林（Valleria Greene）小姐，因而開始與兩廣浸信會神道學校連上關係。雅娜利亞的父親格林（George Greene）博士早在1891年來到廣州，在浸信會神學院任教，而雅娜利亞也在同一年出生。在她唸神學的年代，女生並不與男生在同一所學校學習，而是在女傳道會訓練學校（Woman’s Missionary Union Training School）接受裝備。4 在雅娜利亞受訓的日子，梁根與她漸生情愫，並從她口中知悉中國的需要。浪漫的宣教故事也就與這兩個學生的愛情故事結連起來。
到了第二學年的春季，在中國宣教的沙里（Eugene Sallee）博士前來神學院探訪和分享。梁根回應了神透過沙里發出的呼召，願意委身於宣教工作。那天稍後，他才知雅娜利亞亦已向前踏出一步，重新確定她奉獻作宣教士的心志。梁根為此喜不自勝，他倆事前並不知曉對方的意向，但兩人的心志卻能相契合。
雅娜利亞在1920年5月完成兩年課程，回到廣州去。1921年梁根畢業，取得神學碩士學位，獲海外傳道部差派到廣州作宣教士，於同年抵達工場。翌年，梁根與雅娜利亞共諧連理。
梁根經過兩年的語言學習，在1923年開始任教於廣州的紀好弼神道學校（Graves Theological Seminary，其後易名為兩廣浸信會神道學校）。這間神學院是美南浸信會在中國的第一間神學院。紀好弼（Rosewell H. Graves）博士於1855年被派到廣州作醫療宣教士，距叔未士（J. Lewis Shuck）於1845年在當地開拓浸信會最初期的宣教事工只不過十年。紀好弼是來華浸信會宣教士的先鋒。到了1866年，他聚集一群學生，每天在他家中上課兩小時。據說，神學院就是由一群學生在他的廚房圍著桌子上課開始的。他像其他宣教士一樣，感到當地的浸信教會領袖迫切需要神學的訓練。5
1890年，神學院遷往廣州一間浸信會禮拜堂的房間上課。翌年，曾在美國的威克富來斯特學院（Wake Forrest College）任教的格林博士到任，鞏固了這所神學院的教學和發展。1905年，海外傳道部撥出5,000美元，為神學院建設新校舍。新校舍於1907年落成，那時正慶祝紀好弼博士在中國事奉五十週年，於是神學院以他命名，正式稱為「紀好弼神道學校」。6
梁根踏足廣州時，正值中國局勢動盪不安。這位初來的宣教士要面對的政治危機和宗教危機可不少，包括：滿清皇朝被推翻，民國成立；政府與軍閥陷入對抗；中國共產黨創立（1921年7月，梁根來華前一個月），隨後發生內戰；民族主義興起，學生抗拒時下的教育；排外情緒日益澎湃；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推動基督徒邁向合一（1922年）。這種種危機為浸信會人士及他們日後的事工帶來莫大挑戰。
當初，梁根在尋找神為他預備的事奉崗位時，心裡曾有一番掙扎。他本身喜歡作一個佈道者，在廣東省的城鄉巡迴佈道，因此當差會與海外傳道部力邀他到神學院任教時，他著實有一點遲疑。他寫道：「我深深感到，應該在巡迴佈道上有相當經驗，才適合教導別人如何去傳道。」儘管有所保留，他還是在1923年的秋季開始教學。最初他教授的科目包括：以粵語講授的新約課，以及向一些懂英語的學生講授的希臘文、舊約和宗教比較等。
即使學生對外國人有所保留，梁根在他們中間卻是一位受歡迎的老師。他很年輕，開始教神學時才二十九歲。他對學生所關注的事和時下的議題抱開放的態度，樂意去了解一些觀點不同的人，例如有一次他在廣州與鮑羅廷（Mikhail Borodin，與國民黨打交道的蘇俄代表兼孫中山先生的顧問）會面。其後當提起與擁護共產主義的鮑羅廷會談時，他表現出他在教學和行政工作上的一個特點，就是思想異常開通，努力要了解別人的觀點，不管他對這些觀點是否認同。談到鮑羅廷時，他說期望自己能夠「進到他腦海裡，透過他的眼睛和思維去看，就像他所看的一樣……我嘗試想像他〔生活在沙皇治下的俄國〕對基督教有何看法……而我深信……假如基督教實際上真是那人所想的，我也會成為無神論者」。
他明白學生的想法，接受他們對神學院的批評。這時期中國正充滿排外、反基督教的示威和抗議，宣教士及任何與外國人有聯繫的人物或機構，都被指站在西方帝國主義的陣營。1925年，英國警察在上海向一群示威學生開槍；數月後，同樣的悲劇也發生在廣州一群學生身上。這時代的中國學生像徘徊於十字路口，他們徬徨不安，對事物不滿，而且一般相當反叛。在新成立的民國，「現代科學」成為一切教育的衡量標準，舊式的中國教育是那時代的學生所抗拒的。有一次，紀好弼神道學校的學生向學校的董事會請願，抗議校方選上一位華人教員，理由是「他所受的訓練不足以勝任」。學生的擾攘帶來了壓力，加上政府管制國內所有形式的宗教教育，形成不穩定的局面，驅使已擔任院長十四年的安德生（P. H. Anderson）博士於1925年請辭。
梁根被邀接任院長一職。對於是否接受這個職位，他起初相當猶疑。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尚年輕，僅三十一歲。另一原因是他資歷不夠，在神學院任教才兩年，在中國居住只四年。而且，剛請辭的院長所面對的社會動盪，對新院長來說仍是一個沉重的擔子。然而最令他裹足不前的，是他愈來愈相信這所神學院應由華人擔任院長，而且學院應隸屬於本地聯會而非差會。但梁根在1925年還是免為其難地當上院長。7
其時中國流行一個信念——在某些情況下更付諸實行——那就是大家所說的「移交過程」，亦即其後所稱的「本土化」。兩廣浸信會聯會8 （成立於1885年）在兩省開展了大規模的事工。廣州的東山是聯會眾多機構的集中地，除建立了多家教會外，還有一間幼稚園、數間分別為男女生開設的中小學（培正和培道）、一間醫院、一所孤兒院、一家為全中國而設的出版社（1926年遷至上海）、一間老人院、一所盲人學校（慕光）、一間專為女學生而設的聖經訓練學校（培賢），以及一間神學院。這些機構大都陸續交給聯會管理，但神學院卻一直是美南浸信會差會轄下的機構。雖然有華人被選為董事，但一切有關人事、財政、政策的決定，都必須提交遠在美國的海外傳道部作最後批核。在許多華人領袖心目中，這似乎仍舊是一間「外國機構」。
1931年，兩廣浸聯會請求差會採納本地負責制，讓神學院的董事會（由華人和宣教士組成）可作出最後決定，而毋須把事情提交海外傳道部。梁根覺察到海外傳道部尚未準備好踏出這一步，但他視這為一個讓華人領袖和宣教士對調角色的機會。長期以來，在浸信會的事工上，雙方每每視宣教士為上層伙伴，而華人為下層伙伴。梁根卻想把角色對調：宣教士的角色將是以經濟和人事的資源及其他方式，去支援兩廣浸聯會。他在華南差會執行委員會（South China Mission Executive Committee）上，提出一個顯得激進的建議：「差會最遲於1933這一學年停辦紀好弼神道學校，並且我們向兩廣浸聯會表明，如果他們想要辦這間學校，我們樂意在教學和經濟上協助他們……。」儘管若干宣教士認為這一步過於急進，有些華人領袖也感到肩負不起新責任，梁根的建議最後還是獲差會和聯會通過。9
這個由華人浸信會領袖與華南差會達成的重要決定，帶來了好幾個意義重大的結果。首先，他們將學校易名為兩廣浸信會神道學校，而更具意義的，是選出第一位華人院長，就是東山浸信會的劉粵聲牧師。劉牧師不但是中國一所浸信會神學院的首位華人院長，也是所有與海外傳道部有聯繫的神學院中首位本土本國的院長。當然，他後來也是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的首任院長。劉牧師從1934年起帶領兩廣浸信會神道學校，並且繼續牧會。到1937年他出任香港（堅道）浸信教會的牧者，才辭去院長一職。此外，由兩廣浸聯會負責神學院的運作，也使中國教會對這所神學院更為支持，這結果是令人雀躍的。
梁根出席新行政下的第一次會議後，感到十分樂觀。他說：「自我加入學院以來，這是最令人鼓舞的一次會議。華人領袖們抱持一份決心和奉獻精神，叫我相信學院正建立在一個不可摧毀的根基上……。」
梁根擔任院長共九年（1925-1934）。離職後一年，他獲邀出任海外傳道部新設的遠東區幹事（今稱地區監督）。海外傳道部的執行幹事馬得來（Charles Maddry）博士把美南浸信會的宣教工場分為四個區域，各設一地區幹事連繫海外傳道部與工場上的宣教士。梁根的辦事處遷到上海，負責協調在中國和日本的宣教士，而中國和日本是當時美南浸信會唯一兩個派有宣教士的亞洲國家。
梁根以遠東區幹事的身分，代表海外傳道部出席浸信會來華百週年的重大慶典。聚會於1936年在廣州舉行，距叔未士一家於1836年踏足澳門剛好一百年。出席的浸信會人士之中，共有九百多位華人，其中有來自所有聯會與差會的代表。
1939年，梁根在開封召開會議，與會者包括美南浸信會聯會在中國的所有差會代表，以及與各差會有連繫的聯會的代表。會議訂下一些計劃，準備朝三方面發展。首先，要在開封開辦一間為全中國而設的高等神學院。其次，要增加中華浸會書局出版和發行書刊的數量。10 第三，要在1940年推動各個浸信教會投入福音遍傳中國的佈道運動。面對如火如荼的中日戰爭及德國和盟軍在歐洲的戰事，這些確實是大膽的目標。這些逆流而上的計劃和行動，正正代表「奮進運動」在極大艱難之中所持的進取精神。
在1937至1945年抗日戰爭期間，梁根負責協助宣教士撤離戰區或遷到中國西部。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當時梁根身在香港，他和其他宣教士及外國僑民被拘禁在赤柱監獄，直到1942年7月他才被遣返美國。11
日本佔據廣州期間，神學院經常被迫停課。由於局勢艱難，院內師生遷到肇慶和蓮塘繼續上課。1945年戰爭結束，神學院重新開放，但隨後而來的國共內戰再次打擾學習。到1949年10月1日，共產黨統治中國，宗教隨之受壓制，神學院終於在1951年關閉。超過一百年（1845-1951）之久，浸信會一直在廣州公開傳揚耶穌基督的福音；它為浸信會領袖提供神學教育也有八十五年。從多方面來看，這是浸信會中國事工發展的一個時代的結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於1945年，同年1月，海外傳道部董事會一致通過，推選梁根為該部執行幹事。他是美南浸信會所推選的首位主管國際差傳事工的前宣教士。12 儘管他在海外傳道部的領導舉足輕重，但他與香港和中國事工的關係卻因而較為間接。
他的傳記名為「梁根：奮進的使徒」（“M. Theron Rankin: Apostle of Advance”）。正如書名所形容的，梁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帶給美南浸信會的一個有力異象就是「奮進」。他勉勵浸信會人士要奮進──奉獻更多給差會、派出更多宣教士、進入更多國家。就如在1946年，美南浸信會所支持的宣教士共有550位；到了1948年，梁根挑戰他們要達到派出1,750位宣教士的目標（增長300％以上）。13
在梁根領導下，美南浸信會開始進入亞洲另一些國家和地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南浸信會的宣教士只踏足於中國和日本；但大戰之後，他們進入了台灣、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印尼、菲律賓，自1949年起還進入了香港。宣教士得以在這些國家和地區開展事工，主要是因為到了1951年，所有美南浸信會的宣教士都要撤離中國。對宣教士來說，進入中國的門戶已關閉了。
但那從中國出去的大門是敞開的。在昔日抵達香港的難民之中，有浸信會會友、牧者、宣教士，還有一些機構，更有幾個從兩廣浸信會神道學校南下的神學生。這幾個在廣州已開始接受栽培的學生是重要的，因為他們成為了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最早期的學生。
1951年是不尋常的一年：兩廣浸信會神道學校永久關閉了；美南浸信會的最後一個宣教士離開了中國，一如同期其他宗派的宣教士那樣撤離；香港浸信會神學院也在這一年正式成立。當時香港的浸信會會友正不斷增長，對教牧同工的需求也相應增加。使兩廣浸信會神道學校與香港浸信會神學院連接起來的其中一個要點，是那幾名從廣州來港的難民學生渴望能完成神學訓練。當日在赤柱聖士提反書院舉行的青年大會上，一群浸信會領袖一起禱告，商議在香港創立一間浸信會神學院。1951年4月2日，香港浸信會聯會議決開辦神學院。14 在討論到應由誰人領導這所新學院時，劉粵聲牧師無疑是最資深、最具資格當首任院長的人選。從一開始，神學院就是香港浸信會聯會轄下的機構，它的董事是由香港浸信會聯會選立的。正如梁根1933年就兩廣浸信會神道學校的情況所指出的，在神學院的運作上，華人浸信會人士應為上層伙伴，差會則為提供支援的下層伙伴。
我是在1970年到香港，來港前有幾位年長的浸信會人士告訴我，我將任教的神學院是從廣州遷來香港的。此說法其實並不正確，因為這兩間神學院沒有直接的歷史傳承，不像香港某些學校那樣。15 不過，兩者確實有幾點有趣的關聯，是我們應該記著的。
-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的首任院長，亦是兩廣浸信會神道學校的首任華人院長劉粵聲牧師。
- 兩廣浸信會神道學校於1951年關閉，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於同年正式創立。
- 從兩廣浸信會神道學校南下香港的難民學生，需要在一間浸信會神學院完成學習，繼而投身浸信會的事奉。
- 本來在廣州事奉的宣教士被重新調派到香港。
- 在1951年以前，香港的教會領袖若要接受浸信會的神學教育，往往要前赴廣州；中國的大門關閉以後，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的誕生也就變得迫切。
1937年，梁根曾向美南浸信會人士講述華人浸信會領袖在中國的浸信會機構所擔當的重要角色。他引用耶穌的話說：「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十二24）他又說：「華人浸信會人士這種意識愈來愈強的時候，他們的主動性也就會增加。作為優秀的浸信會人士，這些人在很多情況下，會堅持按著他們自身的成長和經驗，去建構自己的詮釋和立場，儘管在過程中難免犯上一些教人難過的錯誤。毋庸置疑，這也是我們在自己的歷史中曾要求過的權利。」在結語裡，他談到由華人辦的浸信會神學院和學校：「在這些提供訓練的學校裡，我們不能期望把華人訓練成優秀的美南浸信會人士，可是我們一定期望他們成為優秀的華人浸信會人士，能夠在聖靈直接的引導下保守自己的心靈。」
梁根這位「奮進的使徒」於1953年6月27日安息主懷，而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就在1951年──梁根離世前兩年誕生，這年也正是兩廣浸信會神道學校完成其歷史使命的一年。
李金好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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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這篇講辭裡，我會用注腳來補充一些讀者或感興趣的背景資料。講辭有別於正式的文章，因此我不打算詳細列出有關的資料來源。梁根紀念圖書館是1953年為紀念梁根博士的離世而命名的。
2 聯會的名稱來自廣東和廣西兩省，故稱「兩廣」。
3 梁根1928年在南方浸信會神學院完成的博士論文，對當時新近成立的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作了相當嚴謹的研究。在這篇論文裡，他相當認同正在冒起的普世教會運動的正面元素，認為這是一種自發性的合作。他的批評則集中於一點：協進會某些參加者所強調的教會合併的意念，構成對合一的威脅，這是在梁根開始撰寫論文那一年新成立的中華合一教會（United Church of China）所顯示的情況。他的論文有助研究美南浸信會如何從宣教的角度來理解普世教會運動。
4 這個分開設立男校和女校的模式在1909年的廣州確立起來，那一年開辦了專為女生而設的培賢訓練學校。格林太太和她的女兒雅娜利亞曾先後在該校擔任校長。
5 早在1846年，即美南浸信會聯會成立後一年，初成立的海外傳道部委派莊遜（Francis C. Johnson）博士到廣州教授神學。可是，在工場上服事了三年後，他就像許多早期宣教士那樣，不得不因健康問題而回國。
6 神學院的名稱在使用上並不統一，例如有時人們稱它為「東山神道學校」或「廣州神道學校」，又或「紀好弼神道學校」。最後，它被正式稱為「兩廣浸信會神道學校」。人們談到它時，常簡稱「神道學校」。
7 在1927-1928這個學年，他放下宣教工作，休假一學年，專心從事研究，撰寫他在南方浸信會神學院的博士論文。
8 美南浸信會轄下的華南差會早前已涵蓋了廣東和廣西兩個省份。兩廣浸聯會是地區性組織，藉著眾教會在年會選出董事，執行聯會的事工。此時，中國還沒有一個把各浸信教會聯合起來的單一聯會，到1930年才成立中國浸信會聯盟（China Baptist Alliance），把聯會的大部分會員教會和外國宣教組織聯合起來。
9 從事件的脈絡來看事件往往是重要的。梁根和差會的決定，當然是基於中國的浸信會機構應當由中國人來負責和管理這個原則。但除此以外，還有與經濟狀況有關的原因。1929年華爾街的股票急挫和美國經濟大衰退（1933年達到高峰），令美南浸信會的宣教基金大幅度萎縮，也導致差會一些神學院教師離職。梁根曾一度考慮關閉神學院，不過後來他決定縮減課堂，讓神學院維持小規模的運作。
10 中華浸會書局的原址在廣州，1926年遷至上海。最後在1951年遷至香港，並易名為「浸信會出版部」，其後於1980年易名為「浸信會出版社」。
11 梁根昔日在香港最長久、最後的事奉是在赤柱。1950年，香港一群浸信會人士，包括一些宣教士和華人領袖，聚集商議開辦一所浸信會神學院。當時開會的地點正是在附近的聖士提反書院，地點上的湊巧是人意想不到的。
12 自從他被選為執行幹事，繼任的每一位執行幹事都曾經是宣教士。
13 美南浸信會在梁根去世那一年通過了一個計劃（儘管計劃不是梁根所訂），就是「到1954年增加一百萬人」（“A Million More in ’54”），以加速佈道和教會增長。
14 籌委會有四位牧者：劉粵聲、張有光、歐陽慶翔、陳約翰；五位平信徒：林子豐、譚希天、杜照星、蔡蔚峯、李孟標；四位宣教士：白箴士、范得勝、傅倫德、柯理培。
15 這種機構遷移的一個例子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崇基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