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早期到國內及香港宣教的浸信會女宣教士：何顯理和慕拉第
梅智理（Jerry E. Moye）
本院榮休教授
I. 何顯理女士（叔未士師母，Mrs. Henrietta Hall Shuck，1817-1844）
十七歲踏上宣教之路
感謝神讓我們有一本記載叔未士師母生平的傳記，作者是美國維吉尼亞州（Virginia）里奇蒙市（Richmond）第一浸信會的耶達牧師（Rev. J. B. Jeter）。耶達牧師在叔師母年青時已牧養她，並且藉著書信繼續鼓勵這位在宣教工場的姊妹。以下不少內容是取材自他所寫的《第一位差往中國的美國女宣教士——叔未士師母傳》（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 The First American Female Missionary to China）。此書於1846年出版。
叔師母在1817年生於一個很敬虔的浸信會家庭，十三歲時歸主和受浸，成為那段復興時期的果子。1835年是重要的一年，那年她十七歲，很多重要的決定都在這時期作出了：她和家人搬到維吉尼亞州居住，並且加入里奇蒙市第一浸信會；她跟叔未士牧師（Rev. J. Lewis Shuck）結婚；二人領受呼召到海外宣教，第一浸信會特別安排了一個奉獻禮，差派他倆出去；不久他們就出發到中國。我們可以讀到叔師母的父親寫給她的一封信，叮囑女兒要做一個順服而盡責的妻子。
從叔師母寫於1836年的一封信中，我們得知她在海上經過漫長的旅程，飽受暈船之苦。她提到曾在緬甸停留，到耶德生師母（Mrs. Ann Judson）和她嬰孩的墓前致敬。耶德生牧師一家是最先進入緬甸的美國宣教士。湊巧的是，叔未士師母的一生也跟耶德生師母的相似；二人都成了有名的女宣教士，令本國有志於宣教的基督徒得著激勵。
她也提到曾在檳城停留，接著留在新加坡，等候機會進入中國。這時他們雇用了一個中國人，他們稱他為叫阿盧（Ah Loo），很希望他會信主，在事工上協助他們。夫妻二人亦開始學習馬來語和華語。叔師母描述她與五位女宣教士的相交，也談到在那個殖民地社會裡，很多西方人士都過著世俗的社交生活。他倆其後到了澳門。叔牧師經常探訪廣州，盼望有機會進入內地宣教。那段日子，他們收養了一個中國小孤兒。
以辦學開展澳門的宣教事工
在1837年的一封信中，叔師母談到她在澳門開辦一間細小的學校，以教學開展她的宣教事工。她又提到阿盧這時候已信主。她講述自己回覆家人的來信時，迫切地勸她的姊妹及早悔改歸主。她還提到另外收養了一個年輕、多次被販賣的中國女孩，又記述為當地一個宣教士提供住宿。那時宣教士們都在努力學習當地的語言。他們並非都是來自浸信會的，而叔師母感到難過的是，在她所接觸的宣教士之中，有些對浸禮並沒有正確的認識。她擁護浸信會傳統，相信浸禮是為每個決志的信徒而設的，而且應該以全身浸入水中的方式進行。
她記述丈夫患上痢疾九個禮拜，連她的嬰兒也染病，自己更再度懷孕。然而，家人最後都康復過來。她相信那是神的恩典，因為許多人都死於痢疾。
在1838年的一封信裡（那時她二十歲），她提到他們與典尼牧師（Rev. Deane）一家的交情。典尼牧師一家從曼谷到澳門探訪，並留下與他們同住。在後來的年日，美北浸信會把典尼一家視為他們的宣教先鋒；而美南浸信會則把叔未士一家視為他們的宣教先鋒——當然，在1838年浸信會還沒有美北和美南之分。美南浸信會聯會在1845年誕生，其時浸信會已在澳門和香港建立起來，並且溯源至來自南方州郡的叔未士一家。
典尼和叔未士兩家人是深交，他們可謂彼此分工：典尼牧師學習潮州話，好服事講潮州話的華人；叔牧師則學習廣東話，好服事講廣東話的華人。由於阿盧是潮州人，叔牧師就把這僕人借給典尼牧師一家，好幫助他們。後來典尼牧師和阿盧一同回曼谷，服事當地講潮州話的華僑。
同年的另一封信帶來令人難過的消息。叔師母提到阿盧後來背棄信仰、道德敗壞，被逐出教會。此外，她的男嬰路西愛斯（Lucius）夭折了。那時叔師母自己也處身死亡邊緣，後來卻痊愈過來，還收養了一個年輕的孤兒。
抹去宣教的神秘魅力
從1838年的一封信裡，我們看見當時只有二十一歲的叔師母已在短短的人生中有不少領悟。她向本國那些對宣教士存有浪漫或崇高想法的人描述真實的宣教生活，嘗試抹去宣教的神秘魅力。宣教生活其實充滿難題、焦慮、危險與不穩定；更有不少宣教士的妻子在分娩時早逝。
另有一封信講述她辦學的情況。中國人一向重男輕女，叔師母卻希望女孩子也有機會受教育，於是說明每收一個男生，就一定要有一個女生。學生的父母往往要求宣教士教師提供衣食，否則不會把孩子送來。結果，神供應學校的需用，透過廣東一位富商送來金錢。
她也提到叔牧師每個主日用廣東話講道，會眾約有十五人。其後聽到中英即將爆發戰爭的傳聞。雖然處境嚴峻，他們卻希望英國的強大勢力可為宣教士開啟通往中國之門。他們定下了一個應變計劃：有需要時退到菲律賓的馬尼拉去。此時他們經濟拮据，為幫補家計，就讓一位長老會宣教士在他們的家寄宿。
在皇后大道興建禮拜堂
1841年，他們遷往剛割讓給英國的香港。叔牧師向朋友籌款，準備在香港覓地興建禮拜堂，也給家人一個容身之所。後來在署理港督（後來成為首任港督）砵甸乍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安排下，他們從政府獲得一塊土地。而且，在香港有人請叔牧師擔任某報刊的聯合編輯，願意每月給他五十美元，並提供赴港旅費和一間房子。這看來是神的禮物，一間禮拜堂也就興建於皇后大道之上。
她記述典尼牧師計劃到香港，妻子亦稍後前來會合。其後叔師母為有另一位女同工出現而雀躍，她寫道：「我是在這裡居留的第一位女宣教士，後來另一位也來了，她就是蘭思太太（Mrs. Ramsay）。」她頗懷念昔日在澳門與其他宣教士一起作伴的日子。信上也提到香港潮濕悶熱的天氣相當難受。她經常在屋子裡將一個個浴盆注滿水，讓她的小孩子暢快地「游泳」。她還要照顧一個因出牙而啼哭的初生嬰兒。她又跟一個篤信無神論的英國人深入談道，為他的靈魂而心焦。
1843年的一封信談到他們的宣教工作不斷發展。教會由五名成員增至二十人，兩間禮拜堂亦已落成。叔牧師、典尼牧師和其他弟兄每週三次在皇后大道禮拜堂協助講道。參加者有華人和英國人，還有一些英兵。叔師母記述在英兵的妻子和孩子中間服事。她經常前去探訪，送書本給他們，又為病人禱告。看到許多人是那麼貧困，她就為他們縫衣，盡能力送贈衣物。
在最美好的年華安息
在一封寫於1844年的信裡，她記下了一天的生活。她一早起來料理家務，十時至十二時教學，班上有二十個中國男孩、她自己兩個兒子、兩個女兒，還有三個歐籍男孩和一些英兵的女兒。午飯後，她就哄她小女兒睡覺。她還閱讀、寫作、縫補衣服、教女孩們縫紉。到了四時，他們吃晚飯。飯後她探訪宣教士朋友，通常帶著孩子同行。回到家裡，他們吃茶點。八時，她讓小孩子讀聖經給她聽，又與他們一起禱告。這時叔牧師也與中國傭人一起禱告。
在1844年3月的一封信裡，她說校裡有二十個不會說英語的男孩，於是她用中文教學。稍後，3月31日的信提到有三十二個學生，其中六個是女生。可惜她往往難以把女生留下，因為家長常要她們嫁人或是出外工作。她夢想有一間女校，而且她已得到紐約一位女士資助。
最後一封信寫於1844年11月26日，那時她二十七歲。這信是寫給她親愛的牧者耶達弟兄。她回想當年他為她施浸，那時她還是一名少女。她說日常要獨力照顧三十個孩子，很少得到幫助。
她的遺體葬在香港殖民地墳場（Hong Kong Colonial Cemetery）。墓碑上寫著：「顯理 / 第一位差往中國的美國女宣教士 / 美國維吉尼亞州何迪生牧師（Rev. Addison Hall）之女 / 差往中國的叔未士牧師之妻 / 由美國浸信會海外傳道部差出 / 生於一八一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 於一八三五年九月八日結婚 / 一八三六年九月到達中國 / 在她人生最美好的年華 / 在她勞苦之中 / 在她為主使用的頂峰 / 突然卻平安地 / 在香港逝世 / 卒於一八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 享年二十七歲 / 憶念美善者是神聖而蒙福的」。
II. 慕拉第女士（Lottie Moon，1840-1912）
在著名學府受教育的少女
1840年生於維吉尼亞州的慕拉弟（全名Charlotte Digges Moon），來自一個十分敬虔的家庭。母親極看重讀經及每日禱告，並嚴守安息日。慕拉第的家人愛憶述她年輕時的一個故事：一個主日，拉第假裝生病，沒上教會去。她趁家人還在禮拜堂的時候，預備了一頓豐富而熱騰騰的午餐，滿以為這玩笑會令家人笑逐顏開。可是，母親並不高興，她認為敬虔的家庭不會在主日煮熱盆，而女兒卻觸犯了安息日不可作工的規矩。在中國的宣教士都記得，與他們一起的拉第姊妹是如何謹守安息日。那天是完全奉獻給神的，是一週之中跟其他日子截然不同的。她這份敬虔在不少中國人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拉第的祖父德高望重，他以財富興家，又讓家族受到敬重。家中的女性得享當時不常有的機會，例如拉第的一位姊姊就成了美國南部首批女醫生的一個。拉第也接受了優良的教育，她入讀的維吉尼亞女子學院（Virginia Female Seminary，後稱Hollins College），是一所著名學府。她修讀語言，尤其專於法文。後來入讀沙洛鎮（Charlottesville）的阿爾巴馬勒女子學校（Albermarle Female Institute），她再次在古代和近代語言上表現出眾，且深受兩位名師影響。她參加了一個由博德斯博士（Dr. John Broadus）講道的復興聚會。本來要去揶揄基督教的她，卻在聚會結束時悔改歸主。那是1858年，她才十八歲。不久她奉獻作宣教士，而且作好準備：在申請前往中國前，先在美國取得一些教學經驗。
在華北山東半島服事三十九年
拉第在華北山東半島宣教共三十九年。她的生平圍繞著兩個地區：登州縣和平度及它外圍的農村。她被派往登州一個港口城市，那裡的基督教事工已有一定基礎。1872年，克魯福特（T. P. Crawford）在當地興建了石碑街浸信會（Monument Street Baptist Church），那是一間具西方建築特色的大教堂，對中國人而言，它無疑是西方基督教的一個標示。這教會雖然會眾不多，但總算是一個基地。附近有一座房子，後來成了拉第那著名的小叉路（Little Cross Road）住所。很多宣教士都在那裡受到款待。
拉第多年來在登州做佈道探訪的工作，並在規模較細的寄宿學校任教。她曾感到要放棄教學，多投放時間直接佈道。不過，她也曉得自己正投身第一階段的宣教工作，日後工場將需要更多不同類型的事工。回顧拉第的事奉，我們發覺一位宣教醫生恰好在她的服事將要終結時來到。這位醫生昔日在阿特蘭大（Atlanta）時，曾從他的牧師口中得聞慕拉第。由此可見拉第在人生還沒終結時，已成了傳奇人物。那位醫生在她生命的後期，在她患病和神志不清時給她極大幫助。
帶來溫暖和敬重的中國衣裙
拉第是在平度開展福音工作的一位先鋒。平度距登州僅一百二十哩，但往那裡去需要四天令人疲乏不堪的旅程，三個晚上還要在殘舊的旅館住宿。在拉第眼中，平度居民對福音是頗開放的，沒有登州貴族的冷漠。平度有多個不同宗教派系，那裡的婦女頗願意與她交住。
神在兩方面恩眷拉第。首先，一個歸信者的母親樂意接待她。另外，一個吸食鴉片的人因為需要錢，急於把地方租出，即使是租給一個外國人。拉第很快受到大多數人敬重：她穿上中國式裙子，外面再穿上棉襖；這些衣服既給她溫暖，也讓她贏得當地人的敬重。她愛烘一些家鄉小甜餅，分給小孩子吃，又教導他們唱「耶穌愛我萬不錯，因有聖書告訴我」。她講述聖經故事，並採用一份多年前由克魯福特夫人編寫的基礎教義問答。
為婦女的事奉鋪路
拉第是在美南浸信會聯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成立前出生的。於1845年成立的聯會，發覺對宣教使命共有的承擔足以驅使很多倔強的浸信教會願意合作。拉第的信函常被重要的教會引用，促成日後許多婦女宣教組織的誕生，其後女傳道會（Woman’s Missionary Union）亦告成立。
她為婦女們鋪路，讓她們也有某程度的力量，可以透過一些途徑投身基督教事工。她謹慎行事，讓一切都合乎體統，從不奪取男性的領導角色。當我們想到舊日很多浸信會的男牧者曾在她講話時「偷聽」，大概會覺得有點滑稽。當年，如果一個婦女聚會出現了一位男士，正在講話的女士就得坐下。如果一位女士要在一個公開聚會作報告，就得由男士代勞。可是，很多牧者因為想聽拉第種種的經歷，就情願站在門窗外「偷聽」她分享。
拉第建議每年為宣教事工收集一次特別的聖誕奉獻，這成為後來的「慕拉第聖誕奉獻」。多年來，這「慕拉第聖誕奉獻」籌集了數以百萬美元的金錢，協助美南浸信會支持宣教事工。美南浸信會得以成功地建設教會和學校，宗派裡的婦女可說居功不少。這背後總有慕拉第的傳奇故事，她是許多人的典範。
宣教工場上的調解者
拉第不只是宣教的促進者，也是宣教工場上的調解者。神學爭論往往成為宣教事工上一個傷口。地標主義衍生一套神學，這套神學只承認地方浸信教會的正當性，認為那些跨越地方教會的機構是不正當的。它抗拒成立一個全國性組織，反對從不同教會匯集資源，再由一個細小的管理組織決定如何運用。因此，部分宣教士不大願意為中國的地方教會提供一些來自全國性機構的捐款。海外傳道部（Foreign Mission Board）的幹事們靠賴拉第運用她的外交技巧，防止宣教工場出現分裂。最終，宣教士當中確實出現了裂口，但拉第卻能從中協調，平息爭端，使原有的事工得以延續。
這些難題──基要主義；為蒙召的婦女爭取事奉的機會；宣教事工的神學和策略——都困擾著慕拉第和她的宗派。很難想到有誰會比她更適合去面對這樣的挑戰。我們從她身上有許多學習，尤其可仿效她那寬容、具識見、尋求和睦的精神。
書目
- Allen, Catherine. The New Lottie Moon Story. Nashville: Broadman, 1980. 本文內容多取材於這書。它取代了舊有的一部慕拉第傳，即Una Roberts寫的Lottie Moon (1927)。另外書內有九頁書目，列出有關的書本、文章、小冊子、期刊、個人訪問、信件檔案等，資料詳盡有用。
- Branyon, Beth. Miss Henrietta: Lady of Many Firsts. Franklin: Providence House Publishers, 1996. 它適合用於兒童班的宣教教育。
- Jeter, Jeremiah Bell.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 The First American Female Missionary to China. Boston: Gould, Kendall & Lincoln, 1846. 我覺得這書最有用，因它收錄了叔師母的個人信件。
李金好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