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與福音——從尤達與馬蓋文的神學對話談起

　　「今天世界正出現驚人的教會增長」¹ ——這是被譽為教會增長運動（the church growth movement）始祖的馬蓋文（Donald A. McGavran）寫在其名著Understanding Church Growth的第一句，可視為一個開宗明義的宣告。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教會增長運動確實席捲全球，而教會增長亦成為全球基督教神學院的一門顯學。與此同時，對教會增長運動的討論在西方教會方興未艾，門諾會研究學院（Institute of Mennonite Studies）於1973年2月舉行一個以「教會增長的挑戰」為主題的研討會。尤達（John Howard Yoder）乃其中一位講員，他在發表的文章中重申：為了福音和宣教事工，他強烈支持教會增長，不過對教會增長運動所提出的公式和執行方法的有效性有所保留。² 他清楚地指出神學對話（theological conversation）的功用是服事教會和支持主內肢體。對他而言，批判並非消極和負面，也沒有拒絕的意思。批判是體現對被批評者一種認真和負責任的關注，或體現對被分析的觀念的一份神學敬重（theological respect）。尤達期望他對教會增長理論的詮釋會被視為具建設性的批評。³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教會增長亦成為香港教牧界的熱門話題。時至今天，舉凡有關教會增長的講座和訓練，勢必座無虛設，熱潮可謂歷久不衰（這現象之神學意義可另文探討）。篇幅所限，本文僅就尤達的論述，概談他對教會增長學說的神學批判，以引發我們對教會與福音的反思。筆者將首先簡介尤達對「教會增長」概念的神學觀點；繼而闡釋尤達如何從浸禮思考教會與福音的意義；最後，筆者將與讀者一起反思今天香港教會所面對的挑戰。

尤達對「教會增長」概念的神學分析

　　尤達在其文章 “Church Growth Issues in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末段以「新人類」（The New Humanity）為題，分析「教會增長」概念在新約經卷中的神學意義。內容可分為三方面：

　　尤達認為使徒保羅在以弗所書第二、三章說明了教會的本質，指出教會是猶太人和外邦人的合一。從文化、種族和宗教等因素而言，兩者本是不可能相容的。猶太人擁抱律法而外邦人沒有律法，他們根本就是兩類人，形成了一道不能再深的濠溝和不能再高的圍牆。保羅指出上帝所啟示的永恆計劃，是要從這兩類人中創造一種新人類，而使那分隔兩者的牆拆毀的就是福音（is the gospel）。換言之，「拆毀這牆」不是福音的果子，也不是福音的目標，亦不是福音的手段；「拆毀這牆」乃福音本身，就是耶穌基督。這正是加拉太書第二章所記保羅與彼得在安提阿的辯論。保羅斥責彼得為怕被耶路撒冷的猶太信徒責難而不敢與外邦人一起用餐；保羅視彼得的行為乃製造兩個教會，一個是猶太人的，另一個是外邦人的；雖然兩個教會彼此承認，卻因文化差異而分離。在保羅眼中，彼得的行徑根本是否定了福音的意義。此外，尤達更認為教會在聖靈的引導下成長是使徒行傳第十至十五章的中心思想，不過重點並非人數增長，而是教會超越文化隔閡而成長，教會透過融合不同種族而增長。⁴ 由此可見，福音就是耶穌基督，是祂拆毀分隔種族的牆，一種新人類因而誕生，這就是教會。

　　究竟可否在新約找到有關教會增長策略的記載？尤達對此持否定的看法。他認為從新約實在找不到關於教會增長的自覺性策略的制定（self-conscious strategy-making），而當時的宣教士亦缺乏類似的自覺性策略思考。事實上，使徒教會的增長通常只是其他事情所帶來的偶然結果。使徒行傳記述使徒在各處宣講，群眾的反應不論好壞皆被記載，可見信主人數的多寡並非作者的關注重點。雖然與耶路撒冷的佈道事工相比，雅典、以弗所或路司得的成果可謂相形見絀，但在書中沒有流露半點失望之情。故此，尤達斷言使徒教會所關注的，乃跨越種族圍牆的福音所帶出的神學意義和聖靈的工作，而非教會人數的增長。⁵

　　綜觀新約其他書卷，如雅各書、彼得前後書和啟示錄，尤達發覺「教會增長」實在很難與它們扯上關係。與這些書卷相關的教會所面對的處境和挑戰是：苦難、忍耐、流散和組成小群體等。對他們而言，忠心並非指信徒要不斷贏取很多失喪的靈魂；他們的呼召乃是：絕不介懷苦難的到臨，要向世界解釋其盼望之所在。那些教會從來沒有留意策略問題，他們只關心如何在世界中成為一個小群體，面對充滿敵意的世界而不致失去盼望。⁶

從浸禮看教會與福音

　　尤達在其著作Body Politics: Five Practices of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before the Watching World（1992），曾仔細討論浸禮與上述新人類的關係。

　　眾所週知，保羅是一位偉大的宣教士，他的書信都是針對他建立的教會所發生的問題而寫的。既然這些地方的教會都是由宣教事工所設立，會眾也就必然有猶太人和外邦人，例如加拉太、以弗所、哥林多等地的教會便是。保羅要求他們既成為一個群體，就要不分種族，一起敬拜、禱告、用餐。不過，保羅的要求似乎被看作「豬八戒照鏡，裡外不是人」，猶太人和外邦人都有微言，雙方都認為因著文化差異的緣故，保羅不應強人所難。所以保羅在哥林多後書五章，為其教導辯白，解釋他要猶太人和外邦人一起吃飯的原因。

　　保羅說：「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五17）這個「新造的人」，NEB 版本譯為「新的世界」（a new world），NIV 則譯作「新的創造」（a new creation）。尤達認為後者可能更貼近保羅的原意：我們基督徒是一群新造的人、一個更新的群體，而不是個人。⁷ 事實上，保羅那些書信的對象是整個教會，不是個人。換言之，個人主義從來不是聖經的教導，所以個人主義絕不應在教會出現，也不應在我們的生命中出現。保羅指出：「所以，我們從今以後，不憑著外貌（原文作肉體）認人……」（林後五16），NEB版本認為更準確的譯法是「種族的」（ethnically），即「不憑種族認人」。尤達認為14至16節的深層意義是：我們受浸加入教會後，每個人原本的種族差別和社會階級就沒有了，即猶太人和外邦人的身分都不再存在。所以那些因種族而有的禁忌都要挪開，既是基督的肢體，就是一家人了，就該一起敬拜、禱告和用餐。⁸

　　保羅寫信給加拉太教會時，也有相同的教導：「你們受浸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並不分猶太人、希臘人、自由的人、作奴隸的人、男人、女人；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加三27-28）在整卷加拉太書中，這個在基督裡的合一是指他們都是神的兒女（加三26，四5-7）；在加拉太書六章15節，保羅亦指出，不論受割禮或不受割禮的，都是新的創造（a new creation）。所以他也要求加拉太教會的信徒把種族問題放下。⁹ 此外，保羅也對以弗所教會說：「因祂使我們……便成就了和睦」（弗二14-15）。保羅所用的詞是「新造的人類」（a new humanity）與「和睦」（peace）。他清楚指出，把猶太人和外邦人隔絕的牆已經被基督的死所拆毀。這與他在加拉太書三章28節所說的一樣。¹⁰

　　尤達強調保羅在這三段經文用的文字不同，但意思是一致的。浸禮是把猶太人和外邦人融為一體的行動，是他們在基督裡合而為一的慶典。浸禮代表一個新人類的誕生；種族、文化的藩籬和隔閡從此被耶穌基督的死打破；每一個信徒都不分種族、社會地位、性別，大家平等相待，和平共處。¹¹ 事實上，對當時的社會而言，這群新人類的生活實踐絕對帶來劃時代的震撼，是邁向社會平等的第一步。

今天香港教會面對的挑戰

　　可能我們會說：今天的香港教會都是同文同種，文化同質性很高：說廣東話的就參加廣東話教會，說潮州話的就參加潮語教會、說普通話的就參加國語教會、說英語的就參加英語教會，怎會出現上述保羅書信提出的問題呢？

　　倘若我們認定早期教會面對的是猶太人和外邦人的種族問題，當年的「拆毀間斷的牆」和「跨種族和解」便似與今天的教會無關。不過尤達提醒我們，對今天的教會而言，以弗所書第二、三章並非單單指涉昔日的猶太人和外邦人，而是關於「教會的界限（borders）」，即信徒與未信者的界限，教會與世界的界限，這才是我們真正而長久地要面對的神學挑戰。¹²

　　今天的香港教會有否出現尤達所言的「教會的界限」？讓我們作以下的反思：

　　首先，香港社會階層有頗大的鴻溝，其中最明顯的是對大陸新移民的歧視。此外，香港也有不容忽視的種族問題，例如對南亞裔人士的歧視。事實上，南亞裔的新一代都在香港土生土長，操流利的香港廣東話，如影藝界的喬寶寶，不過他們與內地新移民一樣，都被社會標籤為懶惰、濫用綜援的一群。請捫心自問，我們對「非我族類」是否真的沒有歧視？

　　大部分香港教會都是頗為中產的教會，我們能真正接納和擁抱來自較低下階層的朋友嗎？一些教育水準較低、鄉音未改、品味較差的大陸新移民可以進入我們的生活圈子嗎？我們可以真誠而長久地關顧他們的身心需要嗎？他們可以與我們「平起平坐」嗎？我們是否願意與他們分享所擁有的？是否已裝備好服事內地新移民和居於香港的少數族裔？

　　另一點值得思考的，是今天很多教會（特別是一些數百人以上的中產教會）都不願意開展草根階層事工，一個可能的理由是背景相差太遠。所以即使開展這些事工，教會的崇拜也往往實行以社會背景分類，其動機可能是：同質性（homogeneous）的群體較易牧養，即較易達至有果效的牧養，故終極的考慮可能就是教會增長。當然也許有一種辯解：這是出於物以類聚（相同背景）的實際考慮，希望藉此減低背景差異所產生的情緒不安或關係磨擦，以求凝聚會眾，帶來教會增長。不過，這種不安或磨擦不正是肢體須要學習克服的嗎？透過與社會背景不同的肢體相交，我們學習了解他人的需要和接納不同的觀點，從而擴闊視野，消除自我中心的盲點。雖然這種關係上的磨合是艱難的功課，但這不正是對我們生命有裨益的門徒訓練嗎？這不正是上述保羅對彼得的斥責嗎？我們誠然須要反思：今天這種以會眾社會背景分類的崇拜，為求達至有效的牧養和教會增長，是否有違保羅的合一教導？是否會不自覺地加劇了「教會的界限」的問題？是否異質性（heterogeneous）的教會較同質性的教會更合乎聖經原則和有更深層的神學意義？縱然今天有研究顯示同質性的教會可能遠較異質性的教會容易增長，但教會是否應該堅持聖經真理而捨易取難、放棄果效的追求？無可否認，在本質上，果效和教會增長可以是正面或價值中立的；不過，倘若它與我們的信仰原則和聖經真理發生衝突，我們就要小心處理。

　　尤達指出福音是拆毀分隔種族（你我）的牆，拆毀者是耶穌基督，祂就是福音；浸禮代表了新人類的誕生，種族、文化的藩籬和隔閡從此被基督的死打破。今天香港教會可能沒有當日的種族問題，但教會與社會中其他群體的界限如何？是否準備擁抱非我族類？是否有足夠的生命力，在苦難臨到時，能效法早期教會，以生命見證盼望，以生命活出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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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Donald A. McGavran, Understanding Church Growth, rev. and ed. C. Peter Wagner, 3rd e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0), 3.
² John Howard Yoder, “Church Growth Issues in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in The Challenge of Church Growth – A Symposium, Institute of Mennonite Studies – Missionary Studies No. 1, ed. Wibert R. Shenk (Scottdale: Herald, 1973), 31, 46-47.
³ Yoder, “Church Growth Issues in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31.
⁴ Yoder, “Church Growth Issues in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43-44.
⁵ Yoder, “Church Growth Issues in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44.
⁶ Yoder, “Church Growth Issues in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45.
⁷ John Howard Yoder, Body Politics: Five Practices of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before the Watching World (Nashville: Discipleship Resources, 1992), 28.
⁸ Yoder, Body Politics, 28-29.
⁹ Yoder, Body Politics, 29.
¹⁰ Yoder, Body Politics, 29.
¹¹ Yoder, Body Politics, 29-30.
¹² Yoder, “Church Growth Issues in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