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宗派研究經驗反思香港教會對史料與統計的處理

　　2006年7月至2007年6月，筆者於《時代論壇》「溯源追本」系列中，發表一系列文章，追溯今日教會的信仰教義、傳統禮習、宗派組織與華人教會的種種緣由。期間獲得最多回應的，是對各宗派歷史根源的介紹；顯示華人基督徒面對香港宗派林立，確實心感困擾，盼望認識更多，弄清彼此關係。為補足香港教會此方面的需要，加上剛巧有出版社求稿，遂決定進深研究，寫成《十大香港宗派巡禮》，全面探討香港主要宗派的源流發展、信仰體制和今日現況。

　　為完成寫作，筆者曾於過去一年四出搜尋所需歷史資料和統計數據，細閱多份特刊和年報，並主動與各大宗派聯絡交流。在研寫過程中，逐漸發現香港宗派在處理歷史和數字統計上的種種現象，盼望在此簡要分享。雖然筆者這次真正接觸和研究的只有十個宗派，但這些宗派都是香港甚具規模的教會群體，堂會、會眾和社會服務不少，必能在相當程度上反映香港整體基督教會的狀況。

一、宗派歷史實況

　　雖然香港各大宗派均對本身的源流發展，有相當詳盡的記錄，但年份日期前後不一、彼此矛盾，或歷史表述含混不清、內容偏側的情況時有出現。究其原因，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兩類。

　　華人教會之開基，多由西教士主理；西教士離職回鄉，又多一併將宣教記錄帶走。加上早期華人教會缺乏保存史料意識，許多歷史文獻經已流失，因此不少往昔史實今日已無法準確重構。例如香港浸信會聯會於1938年成立，初時只有香港浸信教會、長洲浸信會和香港仔浸信會三家獨立堂會，另有油麻地、九龍城和紅磡三個福音基址。後來有潮語浸信會系列堂會加入，成為香港浸信會聯會早期發展史的重要里程碑。然而加入年份為何？翻查所有現存記錄均未見記載，詢問有關人士皆未能準確回答；唯一確定的，是必定在1955年或以前，因該年的浸聯會代表大會就在九龍城潮語浸信會舉行。¹

　　倘若宗派或堂會的發展簡單清晰，縱然往昔記錄貧乏一點，史實也勉強可藉推敲而得。無奈香港不少教會存在錯縱複雜的演變，真相有時甚難追溯。例如香港信義會和港澳信義會在1970年代以前本為同一宗派，後來才獨立分開；故有些香港信義會最早期的堂會，今日要在港澳信義會裡才找到，未明當中歷史發展者定必感到莫名奇妙。² 又如被視為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內最早成立的調景嶺堂，今日有三家堂會包括嶺恩堂、厚德堂和調景嶺新堂，均宣稱與之有關，甚或為其延續，當中糾纏不清的關係，非有詳盡歷史記錄無法釐清。

　　基於資料收藏與保密原因，各教會的一手記錄多不公開，外界不容易查閱。要認識某一宗派或堂會的歷史，有時惟有倚靠二手史記；這些史記多見於周年特刊，但也有獨立出版的。然而比較各二手史記，會發現有時教會對自身歷史的掌握也未全面，時有含糊不清、前後矛盾的混亂情況。例如香港浸信會聯會二十周年特刊明載該會成立之時，香港浸信教會有會友1,530人、長洲浸信會有25人、香港仔浸信會有223人，即合共會友1,778人。³ 惟往後出版的四十周年特刊、金禧特刊和六十周年特刊，均將數字誤寫成1,178。⁴ 錯謬記錄代代相傳現象，於此清楚呈現。

　　二手史記的另一常見問題，是治史原則或手法不一，容易造成混亂。堂會創立是以開基還是立會為準？宗教組織中途停辦或遷移，創始日期應如何計算？例如香港浸信教會過往一直宣稱其歷史始自1842年開創的皇后大道浸信會，惟該會成立不久即已停辦，其後雖在1860至1865年間曾有西教士重拾聖工，惟持續的定期聚會要到1880年才正式開始。⁵ 相反，基督教宣道會希伯崙堂源於1915年在廣東南海成立的希伯崙會，該會於1949年因國內政局變動而遷到香港；然而，因著該會到1962年才重建和加入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故一直被視為較後期的堂會，排名在五十年代創立的各堂會之後。顯然，前者的開創年份以前身為準，後者則沒有計算前身在內。當然，究竟「前身」如何計算，還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在上述兩家堂會的發展裡，舊堂會很大部分的資產、體制都沒有在新堂會中延續，新舊兩者的相連之處主要就是事奉者和聚會者；究竟在這種情況下，能否說新堂會是舊堂會的直接承傳？

　　有趣的是，上述兩間堂會分屬的香港浸信會聯會和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在神學院歷史的處理手法上剛好相反。若採用與上述兩家堂會相同的原則，以事奉者和參與者的延續為衡量前身與後繼關係的標準，屬浸信會的神學院，前身可說是設於廣東廣州的兩廣浸信會聯會神道學校，約1870年成立。中共執政後被迫關閉南遷，1951年在港復課，取名香港浸信會聯會神道學院，1963年易名為香港浸信會神學院。至於連結宣道會的神學院，前身可算為設於廣西梧州的建道書院，1899年成立，1938年改名建道聖經學院，1949年遷到香港，1955年易名為建道神學院。表面看來，兩者歷史演變相當接近。惟前者採納的開創年份為1951年，並不加入前身歷史；後者則宣稱始於1899年，前身年歲亦加入計算。⁶

二、宗派統計資料

　　最近二十年，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每五年便有一次大型普查，詳細記錄全港各堂會的聚會人數、男女比例、年齡分佈、學歷職業等不同資料；彷彿香港基督教會有相當齊備的數據記錄。然而，據筆者的研究經驗，情況並非如此理想。

　　雖然香港許多大宗派均每年編製年報，詳細報告過去一年的宗派發展和統計資料，但亦有不少沒有定期進行堂會調查，缺乏數據記錄。總會友人數皆過萬的神召事工和五旬節聖潔會，就是其中兩個典型例子。當筆者查詢聚會和會友人數時，此兩宗派皆無法即時提供資料，可幸他們均十分友善，特派專人進行數據搜集，使研究得以完成。此外，缺乏統計調查的情況有時亦在個別堂會出現。例如國際神召會分有多堂採用不同語言的崇拜聚會，因著當中有許多菲傭、印傭等暫居香港人士，會眾流徙比率甚高，故沒有設立會籍制度，會友人數沒法計算。同時該會亦沒有每週細數聚會人數，當被問及有關數字時，只能粗略估計為3,000人。類似情況亦見於其他外語教會，如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國際禮拜堂等。

　　即使宗派或堂會有定期進行統計調查，所得數據也未必全然確實可信；由於統計原則不一，數字常會出現偏差或誤導情況。例如有些宗派連離世歸主、移民海外、失去聯絡者皆留在會友名冊內，使數字大幅偏高；筆者就發現有宗派按此原則，在各堂崇拜聚會合共只得4,100人的情況下，維持會友數目高達14,000；為準確反映實況，香港聖公會教省就曾於近年重新整理教友名單，結果總數由3萬大幅減至1萬。根據可靠消息，香港有些堂會在計算聚會人數時，甚至連本港及海外分堂也計算在內，使堂會看來比實際龐大。

　　一些宗派雖然存錄了統計數字，有時卻會因數據處理問題而給學界研究帶來障礙。其中一個典型例子是以數據為機密資料，拒絕公開。例如有一宗派雖每年製作年報，於周年代表大會上公佈上年度統計數字；惟當被問及有關資料時，該會總幹事卻以保密為理由，不願提供協助。因此，筆者即將出版的《十大香港宗派巡禮》，內中九個宗派都有最新2007年的數字，惟獨該宗派只有較舊2006年的資料。當然，對於一些不欲為外界知悉的變化，如內部出現矛盾分裂或聚會人數大幅下滑，不少宗派或堂會均傾向避而不談，這類情況在研究過程中屢見不鮮。

　　除刻意保密或隱瞞外，香港教會在數據處理上還有一些無心之失，如數字抄寫錯漏、加減出誤等，為研究無故添加困難。其中一個明顯例子，可見於香港浸信會聯會近兩年的數字對比。根據年報，2006年浸聯會各堂會的平均崇拜總人數為38,969，然而2007年則為35,618，這是否顯示香港的浸信會教會正在急速萎縮呢？在短短一年間人數驟降3,351人，可會是個值得關注的危機！然而粗略比較，會發現宗派內絕大部分堂會均在增長，究竟問題何在？細心觀察，才發現2006年香港仔浸信會的崇拜人數被誤寫成8,536，追查之下才知道正確數字應為875，差距高達7,661人。扣除此差別，香港浸信會聯會這兩年間的崇拜總人數實際上升了4,310人，宗派發展狀況立時變得樂觀！⁷ 可幸此為顯而易見的錯謬，至於一時無法查證的細微誤差還有多少，實在難於估計。

三、反思與建議

　　往昔歷史是宗派和堂會認識舊日成長的鑰匙，能幫助我們認識自我、鑑古知今；統計資料是掌握今日發展的憑證，是檢討現況、策劃未來的重要參考。從上述討論可見，香港教會在這兩方面仍有不少尚待改進的空間。在此，筆者有下列兩項呼籲：

　　在能力範圍內，宗派與堂會要盡量妥善保存歷史文獻，須知道史料一旦流失，有些史實將可能永遠無法重構，謬誤與混亂或許會一直持續，糾正無門。尤其是香港部分教會的發展複雜，更需詳盡的歷史記錄才能釐清關係。倘若教會礙於地方有限，無法收藏眾多史料，可考慮將文獻典籍掃描成電腦文件，或捐贈予所屬宗派的神學院圖書館代為整理。

　　此外，教會適宜投放多些資源進行歷史研究，以求編寫出更準確詳盡的史記。倘若可行，統一治史原則可避免混淆；例如一致計算最早前身，或全部只計遷港日期。筆者明白有些既定事情很難改變，要建道神學院改稱只有六十年歷史似不可能，要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突然變成擁有近一百四十年歷史的老牌學府也難以令人接受；也許各教會組織可盡量詳細列明原初創立和後期遷港等日期，這是弄清史實較理想的做法。

　　為準確掌握香港教會實況，方便研究，各堂會可每週記錄聚會人數、奉獻金額等數據資料，每年由所屬宗派收集整理並作出統計。統計記錄一旦有遺漏，恐怕許多時無法再尋回。為妥善統計人數，堂會要設計出準確可靠的點算方法，或由專人於聚會中途逐一數點，或在每位肢體皆盡責的情況下自行「剔到」，或用現代科技如電子會友咭等自動計算。曾聽說有大堂會牧師只大略估計聚會人數和會友數目，百多人估成三百，六百多人則說成四百。這類情況應盡量避免。在計算人數時，教會最好能劃一標準，以便公平地作出比較，避免誤導。例如聚會人數應只計算母堂，分堂數字當分開列出；又如會友人數，應只計算仍然活躍參與聚會者，已經離世、移民外地、長期失去聯絡者，理應從會友總數中扣減。

　　教會既是一家，筆者不明白為何連聚會人數、會友數目等也視為機密，這種不公開資料的做法，將必妨礙香港基督教的研究。盼望此種宗派主義的思想日後能逐漸消失。至於無意的數字錯漏，就惟有倚靠各宗派和堂會多加核對；有些細微的謬誤只有相關人士才有足夠資料核證，外人實在無法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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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香港浸信會聯會二十年歷史〉，載《香港浸信會聯會二十周年紀念特刊》，鍾恩光等編（香港：香港浸信會聯會，1959），頁7。
² 例如1954年的「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成立大會記錄」，就記載當時該會共有堂會15家，其中被列為「大埔墟」的，就是今日的港澳信義會聖恩堂。
³ 參譚希天編：「二十年來香港各浸信會每年教友人數統計表」，載《香港浸信會聯會二十周年紀念特刊》，頁12後之附件；總會友人數見「港九浸信會歷年會友人數統計」，載《香港浸信會聯會二十周年紀念特刊》，頁36。本院劉振鵬博士早前亦曾指出有關問題，參劉振鵬：〈林子豐博士：香港浸信會教育事業的塑造者──其基督教教育理念初探〉（「浸會週」講座筆記，香港浸信會神學院，2007），頁1注1。
⁴ 參〈香港浸信會聯會事工概況〉，載《香港浸信會聯會四十屆年會特刊》，梁守仁等編（香港：香港浸信會聯會，1979），頁8；彭學騰：〈香港浸信會聯會金禧簡史〉，載《香港浸信會聯會金禧特刊》，解英忠等編（香港：香港浸信會聯會，1989），頁16；〈香港浸信會聯會會史及事工簡介〉，載《香港浸信會聯會六十周年紀念特刊》，葛文偉等編（香港：香港浸信會聯會，1999），頁16。
⁵ 參香港浸信教會前主任牧師劉粵聲著作：《香港基督教會史》（香港：香港浸信教會，1941初版；1996二版），頁63。
⁶ 為此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在2001年才慶祝五十周年，而建道神學院則在1999年已慶祝一百周年。
⁷ 參「2006年香港浸信會聯會各堂會事工統計圖表」，載《香港浸信會聯會2006年報》（香港：香港浸信會聯會，2007），頁272後之附錄；及「2007年香港浸信會聯會各堂會事工統計圖表」，載《香港浸信會聯會2007年報》（香港：香港浸信會聯會，2008），頁288後之附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