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而復生

　　人人都想認識自己的先祖，事實上，遠在我們出生以先，我們種種的歷史關係已開始塑造我們的身分。兩廣浸信會神道學院於1951年關閉，而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原名香港浸信會聯會神道學院）亦於同一年創立。傳說火鳳凰雖死於烈火之中，卻在灰燼裡重生，展翅高飛。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就如火鳳凰，它的誕生是源於兩廣浸信會神道學院的關閉。這兩所神學院微妙的關係，若以基督徒那「死而復生」的信念來比喻，相信更恰到好處。生命並不因死亡而終結，反被神的大能所更新。耶穌說：「我要在這塊磐石上建立我的教會，死亡的力量勝不過她。」（太十六18；新漢語譯本）為華人浸信教會培訓領袖的工作昔日在廣州開展，八十五年以後由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接過棒子，延續使命。本文之目的，是追溯兩所神學院在歷史上的種種關係。

兩廣浸信會神道學院的早期歷史

　　1866年，來華西教士紀好弼（Rosewell H. Graves）牧師開始在家授課，而兩廣浸信會神道學院，就是由兩名學生圍著他廚房的桌子上課開始的。直至1951年，這所神學院才結束其八十五年的任務。它是中國首所浸信會神學院，在叔未士（J. Lewis Shuck）和其他浸信會人士於1845年抵達廣州之後二十一年創立的。神道學院早期的師資及經費，主要來自美南浸信會的華南西差會（South China Mission）。1907年，美南浸信會國外差傳部（Foreign Mission Board）投放五千美元興建神學院大樓，並正式命名為紀好弼神道學院，以記念其創始人。至1933年兩廣浸信會聯會接辦神道學院時，才易名為兩廣浸信會神道學院。兩廣浸信會聯會乃是由廣東和廣西的浸信教會組成的。

　　早期的教職由華人及西教士分擔，但院長一職則由西教士擔任。及至兩廣浸信會聯會接辦學院，就由一個有六名華人領袖及六名西教士組成的委員會共同釐定政策指引，功能如同董事會。雖然行政決策由委員會擬定，但一切人事、財務及政策的最後決定，仍須提交美南浸信會國外差傳部批核。

　　1931年，兩廣浸信會聯會常委會向差會提出本地負責制，要求將學院一切院務交由華人領袖及西教士組成的委員會決定。國外差傳部不願採納本土化政策，但當時學院的西教士院長梁根（M. Theron Rankin）卻帶領差會將學院的行政移交聯會，而差會則繼續在人事及財務上提供支援。到1933年，聯會正式接管神道學院，並成立神學部，授予監督學院的權責。他們選出的首位華人院長，是東山浸信會的劉粵聲牧師。劉牧師不僅是中國一所浸信會神學院的首位華人院長，亦是所有與國外差傳部有聯繫的神學院中首位土生院長。劉牧師於1933年上任，至1937年出任香港（堅道）浸信教會的牧師，才辭去院長一職。其後在1951年，劉牧師又成為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的首任院長。

兩廣浸信會聯會與香港的浸信會

　　兩廣浸信會聯會連同華南西差會開展了多項事工，如開辦幼稚園、中小學（培正、培道）、兩間醫院，另有孤兒院、出版社、安老院、盲人學校、神道學院，以及為女學生而設的聖經學校（培賢神道女學校）。這所裝備婦女在教會事奉的女校，由綦憐師母（Valeria Greene）在1908年創辦，而綦憐牧師則任教於兩廣浸信會神道學院。在當時的中國，男女每每就讀於不同學校，分開接受教育。這情況與香港浸信會神學院一開始便男女同校截然不同。然而，神道學院和神道女學校都是由相同的教師施教。在日本佔領廣州時期，「培賢」一度遷往香港，但不久便重返內地。後來，「培賢」在新政權的禁制下停辦，而香港浸信會神學院首批學生之中，也有「培賢」的同學。

　　由於相關記錄的損毀佚失，1900年以前香港的浸信會與兩廣浸信會聯會之間的關係，不少已沒有資料可追尋。按照有限資料，紀好弼牧師約在1880年將香港及長洲的教會移交華南西差會，這亦標誌著美國浸信會差傳聯會（美北浸信會）在香港的早期活動在此中止。至少我們可以看到，紀好弼神道學院一些畢業生在成立於1901年的香港（堅道）浸信教會裡擔任牧養工作；從1901至1957年，它的七位牧師之中，有五位曾在這所學院修讀或講授神學，例如劉粵聲牧師就曾擔任學院的院長。香港其他浸信會堂會和基址，看來亦與兩廣浸信會聯會有這種關連。可以確定的是，在1938年香港浸信會聯會成立後，香港的浸信教會確有參與兩廣浸信會聯會的會議和活動，原因是這些教會在1938年前後都是兩廣聯會的成員。香港聯會早期的記錄，也顯示香港一方經常向兩廣聯會匯報及請求支援。

兩廣浸信會神道學院的關閉

　　兩廣浸信會聯會接辦神道學院後，經歷了相當艱辛的一段歲月。抗日戰爭在學院移交四年後開始，隨之而來是國共內戰。在1937至1938年，日軍連番轟炸廣州期間，學院仍繼續上課。日軍在1938年攻陷廣州後，學院關閉校舍，華人教師帶領學生遷往廣東西部，在肇慶、蓮塘等地繼續上課。1946年學院戰後在廣州重開，由趙恩賜博士擔任院長。當時的教師有劉公鐸教授、馮紹榮牧師及希祝虔（Eugene Hill）牧師。

　　1949年6月，朱永康牧師（本院特約講師朱亮基牧師的父親）加入學院，成為其中一位教師。朱牧師在「培賢」遷港期間繼續任教於「培賢」；後來他轉往上海大學的浸信會神學院進修。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新政權之下，華人教會領袖和西教士都很擔心教會和神道學院能否延續下去。當時朱永康牧師被委任為兩廣浸信會神道學院代院長，學院維持有限度上課。直至1951年3月，儘管其時學院已由聯會管治，所有西教士亦已離去，新政府仍以學院和外國人有關連為由，勒令學院關閉並交出物業予「人民」使用。一百零六年（1845-1951）以來，浸信會在廣州一直公開宣揚耶穌基督的福音，而浸信會為浸信會領袖提供神學教育亦有八十五年之久。從多方面而言，浸信會在華的年代可說在此劃上了句號。

　　神道學院被迫關閉，學生都極其難過，但他們亦收到消息，知道香港正要在同一年成立一所神學院。劉福全牧師猶記當年他在神道學院已修讀了兩年，老師有白箴士（James Belote）博士、希祝虔牧師、柯理培（Charles Culpepper）博士和唐馬太牧師。劉牧師和其他同學即時計劃移居香港，進入新的神學院繼續學業。當時要離開中國並不容易，必須取得出境簽證。這些神學生於是跟隨難民潮進入香港，當中包括了很多浸信會會友，還有一些牧者、西教士和福音機構的同工。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的誕生

　　在1950年時，情勢已愈來愈明顯，在新政府管冶下，兩廣浸信會神道學院差不多到了沒可能辦下去的地步。與外國連上關係的組織承受莫大壓力，至終新政府更要把物業充公，交給「人民」使用。來自國外的人力及財力支援亦已變得不可能。中國將浸信會神學教育拒諸門外，但香港的門卻敞開，出現了建立一所神學院的新契機。

　　雖然當時香港只有三家教會及六家基址，華人領袖們的遠象卻促使他們招聚一群浸信會領袖，一同商討在香港開辦一所浸信會神學院的建議。在1950年8月，這群領袖齊集赤柱聖士提反書院一起禱告，計劃在香港建立一所浸信會神學院。1951年4日2日，此建議在香港浸信會聯會的年會中通過，並且選出籌委會成員，包括四位牧師：劉粵聲牧師（兩廣浸信會神道學院及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的首任院長）、張有光牧師、歐陽慶翔牧師、陳約翰牧師；另包括五位信徒領袖：林子豐博士、譚希天會佐、杜照星先生、蔡蔚峯先生、李孟標先生；還有四位其後俱任教於新學院的西教士：白箴士博士、范得勝（Victor Frank）牧師、傅倫德（Ronald Fuller）牧師、柯理培博士。及至1951年9月，新學院開始上課。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的開始，與兩廣浸信會神道學院息息相關。「兩廣」在1951年春季停課，「浸神」則成立於同一年的秋季。首兩屆畢業生都曾在兩廣修讀（只一名例外）：四名男生來自兩廣浸信會神道學院，五名女生來自培賢神道女學校。在首批西教士教師之中，除了曾在上海擔任中華浸信會神道學院院長的柯理培外，都是華南西差會的成員。早期曾在兩廣浸信會神道學院任教的香港教師，有劉粵聲牧師、趙恩賜博士及朱永康牧師。

　　雖然「浸神」與「兩廣」有上述關係，但是「浸神」卻有其獨特之處。首先，建立神學院的動議主要來自華人浸信會群體，而不是西教士所推動。此外，神學院是由聯會而不是西差會管理，而管理層先是神學部，接續是董事會。「浸神」也有別於其他神學院（建道、播道、伯特利），並非從中國內地遷到香港。香港浸信會神學院乃是新的創立。它一開始便男女同校，不像廣州那樣男女分校上課。

　　叔未士牧師、師母於1836年抵達澳門，是兩位最早來華的浸信會西教士。今年浸信會正可慶祝浸信會西教士來華一百七十五年。同時，香港浸信會神學院亦在今年慶祝創校60週年。若然我們的學院與兩廣浸信會神道學院是確切相連，我們當慶祝的就不僅是60週年，而是145週年（1866-2011）。即使在歷史上「兩廣」沒有從大陸正式遷移到香港，但「浸神」卻在使命、神學生、教師、組織聯繫，尤其在浸信教會方面，是前者的一個延續。兩廣浸信會神道學院的「死」，也就是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的「生」。就讓耶穌基督的話常提醒我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十二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