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老兵」看學院近年的發展

時光下的轉變

　　1973年，我開始任教於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當時，在老師團隊之中，還未有已取得博士學位的華人教授。現在卻不同了，我們擁有一隊數目可觀、學養深厚的華人教授，他們分別於英美一些享負盛名的學府取得博士學位。我在學院任教的前十年，班上的學生並不多。記得有一年，基礎神學課程只有兩名畢業生。時至今日，學院每年都有眾多畢業生修畢各種課程，而我們開設的基礎神學課程亦不只一個。

　　要了解「浸神」的現況，就必須認識我們各個成長階段。現任院長曹偉彤博士於2009年就職，至今已領導了學院六年。過去我是他的老師，現今卻彼此成為同事，這著實是一樁樂事。我盼望在這裡回顧學院過去六年的一些發展，談談自己的一點觀感。由於我是一個老師，也是一個感到教會和學院有需要彼此祝福的牧者，我的分享也就主要出於一個老師和牧者的觀感。

早期美南浸信會的貢獻

　　在學院創立後的首四十年，我們大部分老師都跟美南浸信會的宣教士有密切關連，而且我們大多在美國畢業，修讀於由美南浸信會創立的神學院。事實上，當時的老師團隊，主要是由美南浸信會的宣教士教授組成。

　　韋理信院長（President George Wilson）在任期間，學院曾大力推動儲備師資計劃，協助本地不少華人牧者和領袖負笈海外，裝備他們日後成為神學院的老師。那時候，計劃的參加者都在美國的神學院學習，鄺振華博士便是其中之一。後來，我們有更多老師畢業於英國。

具國際視野的老師團隊

　　現時，學院大部分老師都是華人，他們大多來自浸信教會，跟香港與外地的浸信會有所連繫。自曹院長就任後，有好幾位新老師加入。學院依然留有早期美南浸信會所帶來的影響：兩位美南浸信會的退休宣教士老師，仍然跟學院保持著一定連繫，而羅凌思博士（Dr. Lindsay Robertson）則在澳洲的浸信教會支持下，多年來一直參與學院的服侍。

　　在現時的老師團隊中，你會發現好些老師均畢業於英國。有趣的是，我們有六位老師都在蘇格蘭一些著名學府取得他們的學位，其中四位是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的哲學博士，另外兩位則分別是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和聖安德烈斯大學（University of St. Andrews）的哲學博士。這個具國際視野的老師團隊，使校園的色彩更為豐富，而這亦脗合香港作為亞洲重要國際中心的多元化特色。另一方面，這些老師固然會較了解英國的教育模式，由於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這裡不少教育模式都受英國影響。

　　還有從北美而來的影響——我們的院長畢業於耶魯大學神學院（Yale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和普林斯頓神學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研究院畢業生。他不單擁有美國一流學府的堅實背景，又是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的畢業生，因而懂得如何糅合學院過去的長處、現今的需要和將來的遠象。我們還有一位老師畢業於哈佛神學院（Harvard Divinity School），另有一位畢業於貝勒大學（Baylor University）──美國其中一所最著名的浸信會學府。加拿大的浸信會對學院也有影響，因為我們有一位老師畢業於麥克馬斯特神學院（McMaster Divinity College），這學院有很強的浸信會根源。這些老師與本地的教會密切相連，又在海外得到最好的學術訓練，定然能給學生很好的引導和幫助。

　　現時，學院的老師在神學上各具專長。過去數年，我留意到我們有力地表達了對基督教倫理的一些觀點，並且對「使人和睦」（peace-making）和「平安教會」（Peace churches）也相當著重。我們的學生有機會研讀和欣賞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巴特（Karl Barth）的作品。潘霍華和巴特都曾身處危難的時空，在當中發出了基督徒勇敢的呼聲。

　　由於我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擔任舊約老師的工作，每當我看見其他老師把新舊約連接起來，並努力去應對詮釋學上的挑戰，我便會非常欣喜。無論是新約科或舊約科，我們都有精於聖經原文的老師。教會歷史往往備受忽視，因為它常建基於西方的歷史和文化之上。然而，在這範疇我們卻有一位十分出色的老師。

　　除了著重聖經、神學、教會歷史等科目外，學院近年還有具備其他專長的學者加入，以致深化了我們對傳統核心的理解。我們有一位老師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科學碩士及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哲學博士，他的專長有助我們對一些基督教倫理問題作出探索。另一方面，學院重視宣教使命，著重從宣教角度來看信仰與生命。我們現時有一位宣教動力資源中心主任，還有一位駐院宣教士。老師團隊還有不少精英，可惜篇幅有限，未能將各人的背景和專長一一舉例。

學生近貌：一個案例

　　我已教了基礎靈修學的學科約二十年。現時道學碩士生都會修讀兩個由我講授的科目，分別是「基督教靈修學導論」及「教牧屬靈生命」。這些科目和它們的基本設計，是昔日的教務長沈志飛博士（Dr. Jeffrey Sharp）在任時引入的。能夠繼續教導學生，與神學院保持連繫，甚至在我退休後仍能如此，是我人生的一大樂事。課程的設計曾作出一些轉變，我也覺察到學生的參與亦有所轉變。

　　在早期講授靈修學導論時，大部分重點都放於本地浸信會福音派信仰的傳統靈修學。當然，我們也會觸及這領域內的其他傳統和著名作者。其後，這領域有大量探討靈修學的書籍湧現，隨著愈來愈多人對新資料和新見解有所渴求，課程的範圍也擴闊了，包含大量作者與思想家在處理這課題時的關注。

學生更願擴闊自己的視野

　　在我任教初期，很多學生在入學前都未有機會接受較全面的人文學科教育；有些學生更未有基本的大專或大學學位。因此，不少教學內容都是基礎性的。我們固然也有一些非常聰穎的學生，他們既勤奮又願意學習新知識。但那年代學生人數並不多，而當時的課程範圍跟現在的相比，實在較為狹窄。

　　時至今日，我們很多學生都有相當亮眼的背景。有些曾留學海外，許多曾到訪外地，見聞廣博，因而受到新旨趣、新問題的啟迪。此外，不少同學事業有成，曾在職場發揮所長，如今則渴求尋找屬靈根源、更深扎根。今日我們的學生更願意擴闊自己的視野，面向靈修學與神學思想的豐富多樣。

更能掌握增訂的課程

　　現時，靈修學課程的設計已發展了兩條不同的進路。在首個學期，我們會探討透過藝術而豐富展現的靈修學；在第二個學期，我們則會探討在歷史上展現於一些基督徒運動中的靈修學。學生在他們的匯報和論文中，展示了十足的幹勁與才能。

　　過去四年，在和學生探索某些題目時，我會嘗試引用一些學生的論文。我會從學生一些出色的報告中，選出某些值得大家討論的題目。這樣做有助顯示一個更寬廣、包含了神學成果的靈修學。

　　有學生曾在匯報克爾特靈修學（Celtic spirituality）時，加上一些他自己撰寫的禱文，當中充滿了對大自然並大自然的主那份活潑的愛。有一組同學在報告路德宗靈修學時，向我們介紹了路德（Martin Luther）和潘霍華感人至深的生命。同學都感受到，作門徒的代價和近期的政治道德問題，跟靈修學是彼此相連的。

　　另一組同學匯報了中世紀女聖徒的特別色彩與活力。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和朱莉安（Mother Julian）的特有力量，展示了敬虔的女性那種特別敏銳的洞察力。又有一組同學以一些堅強的基督徒母親為例子，顯示她們如何育養了基督徒家庭，也培育了基督教宗派。他們強調，蘇珊娜．衛斯理（Susanna Wesley）的才能與敬虔，也是循理會運動（Methodist movement）得以開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還有一組同學嘗探索在浸信會靈修學中興起的宣教異象。他們覺察到宣教策略應按不同的文化和時代風氣作出調節。學生的佳作實在多不勝數，我想指出的是，近數年我們的學生已有充分準備，能對學習的課題作寬廣而深入的探索。

平衡與更新的持久需要

　　一所卓越且承傳宗派源流的神學院，須要面對雙重的挑戰。學院必須有很好的學術氛圍，讓師生在當中探求最優良的神學傳統和學問；學院又必須著重實踐，叫師生能把他們所探求的內化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情感與知識、理論與實踐、信仰與行動必須互動，豐富彼此的內涵。

　　我們的學院一開始已覓得致力融合情感與知識的院長。首任院長劉粵聲牧師是一位受人敬愛的華人基督徒牧者。其後，學院有幸得到一位傑出的宣教士學者和佈道家出任院長，他就是很多早期華人牧者的導師——白箴士博士（Dr. James Belote）。其後是唐佑之院長，他尋求在課程設計上配合教會的需要，並增加圖書館的藏書量。接下來兩位院長是韋理信博士和江耀全博士，他們增訂了學院的課程，加入了更多實用科目，又促成好幾位本地牧者負笈海外。

　　現任院長曹偉彤博士透過早會、《院訊》和會議中的分享，提出「浸神」既要成為一所著重學術水平的神學院，又要成為一個把所思所學活現出來的屬靈群體。他常勉勵我們要學習殷切款待、關懷鄰舍、造就別人，他並且以身作則，積極參與教會的服侍，包括擔任顧問牧師和在不同堂會講道。

　　能夠成為「浸神」一分子，並且跨越四十年之久，我著實感恩。學院在許多方面都成長了，但我們不會滿足於現狀，卻會踏步向前，不斷追求改進。在現任院長帶領下，學院過去六年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我們有更優秀的學生準備投入學習，學院的課程亦有所增訂，讓學生能有更整全的裝備，學習如何在這世界作一個事主事人、有能有力的牧者。我們的學生成為了老師的挑戰，而身為老師，我們盼望也能把挑戰帶給學生。

彭君成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