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與俗同的上帝公義（上）

　　「為了爭取公義，為甚麼不可使用武力？」

　　香港經過近幾年時局的乖變，社會紋理日見撕裂，持不同政見的人彼此傾軋，於是社會上開始湧現這類聲音。有些基督徒也無法以和平的福音抵制暴力的引誘，連教會內亦有人提出相同的質問。在他們眼中，主持公道、伸張正義、守正辟邪、鋤強扶弱，是教會最優先的社會使命；甚至有信徒更大義凜然地主張「以武抗暴」，滿以為這樣「捨身取義」就最肖似基督。

　　然而，在整本聖經裡面，均無法找到任何的信仰理由，去支持「為了追求社會公義，就可以使用武力」的說法。何況，根據我們信仰的文法（grammar of faith），「以暴力成就的公義」是自相矛盾的（oxymoronic）詞句，因為任何倚仗不公義的途徑所達成的，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公義；無論目的或意圖如何正義，基督徒也不可不擇手段。

　　實在，只要我們稍為認真查考一下聖經的教導，當會發現，上帝的公義體現於「分享而非分配，復和而非報復」，這有別於世俗社會所信奉的「人人應得其所」（suum cuique）的分配公義或報應公義。

屬乎上帝的公義

　　聖經裡的公義（biblical justice），跟世俗所追求的社會公義，最根本的差異在於：真正的「公義」必然是屬於具有位格（personal）的三一上帝，而不是非人格化的（impersonal）制度或政策所擁有的特質。雖然在日常用語，我們會說「為了滿足公義的要求，如此行是應當的」，但假如「公義」只不過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一項形式化的原則，或者一種無法企及的理想，它其實不會「要求」我們做甚麼，而我們不論做甚麼也不會令它「滿足」。基督信仰所講的公義，卻必然是屬於上帝的公義、來自上帝的公義；絕不存在任何超越上帝、在上帝以外，所謂的公義原則、秩序或規律，是可以主宰宇宙、維護眾生、平衡善惡，甚至連上帝也必須遵從，配合它的運作。上帝就是公義，但公義不是上帝。任何離開上帝自我啟示的本性、上帝的經世故事、上帝終極的旨意的所謂「公義」，都不過是真正的公義的替代品或偽冒品。真正的公義，只能夠在上帝的管治之下、上帝的國度之中實現。

　　因此，「公義的」這個形容詞，嚴格來說不能用於非人格化的政策、制度，或者一個缺乏共同命運、集體意識的「社會」；配稱為「公義的」，唯獨上帝自己，又或是一群被呼召成為肖似上帝的公義子民（a just people）。公義是要由一群效忠上帝的子民在日常生活中活現出來（lived），而並非藉當權者的管治施政，從上而下被「實施」、「執行」出來（administered）。

　　基督徒有時未經深思熟慮，就將世俗的「社會公義」誤當成信仰的價值。最常見的例子是，我們引用彌迦書六章8節，將教會的使命化約為「行公義、好憐憫」，並將之與社會行動（social activism）等同。偏偏最諷刺的是，這段經文最重要的那部分往往被有意無意遺漏掉：「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我們不可能靠自己去實踐公義和憐憫，必須歸屬於上帝，必須有上帝作我們的同伴；否則，當我們以為已經擁有公義，甚且代表上主替天行道，就不過是自行其是，自以為義。「公義」和「憐憫」，均不可望文生義去理解，因為它們在以色列人的信仰詞彙裡，皆代表耶和華的屬性，是在以色列人的救恩歷史裡，所經歷過的那位拯救他們的上帝，祂所親自啟示出來的品性，亦即是耶和華以色列的上帝與他們同行所留下的集體記憶。只有在這段關係和歷史之中，我們方可正確地掌握「行公義、好憐憫」是上帝對其子民的具體要求（demand）或期望（expectation）；相應地，這也是那與上帝立約的子民，面對一位信實的、公義的、慈愛的上主，恰當的具體答應（response），是以行動「答覆」、「響應」那位首先行動的上帝 —— 在生活中與鄰舍休戚與共，就是對恩約的忠誠。所以，每當基督徒只為公義「發聲」，向當權者隔空喊話，要求不信的世俗社會實現公義，而非自己先行公義，以呼籲其他人成就更高的義，就特別顯得假冒為義。

　　所以，聖經的公義必然具有恩約的性質（covenantal），也是關係性的（relational），我們無法先驗地用理性、道德或宗教原理，去推論出甚麼是公義的普遍要求。「公義」，只有在上帝與祂子民的恩約的具體關係之中，被賦予內容；是那位主動立約、堅持守約的上帝，同那群歸屬於祂的子民，在歷史中敲定出來的（worked out）。踐行公義，並非一種外在的律法要求，而是一段整全圓滿、合乎秩序的（wholesome）關係的具現（embodiment）。認識耶和華是誰，自然便會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上帝同行；「行公義、好憐憫」，就是「認識」耶和華，是出於真確地知道、正確地記起上主過去、如今、將來的作為。

　　相比之下，世俗的公義是不近人情，甚至次人性化的（sub-personal），訴諸一項空泛的抽象原則：人人都應得其所（to each what is due）。「分配的公義」考量的是：甚麼是一個人應分擁有、享有的權利或福利？「報應的公義」問的是：甚麼是作惡的人罪有應得的？當然，不同的政治哲學就如何衡量、計算甚麼是應得、應分的，提出南轅北轍的理論。不過，它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焦點歸根究柢都落在程序上的（procedural）公義；即使真正關切的是實質的（substantial）結果是否公義，但它們不免首先著重制訂出一套政策、法規或制度，去「執行」公義，或去「保證」公義。於是，世俗公義都是以國家或者政府作為中心，兌現（deliver）公義被視為當權者的責任。如此，所謂「秉持公義」就往往只是針砭時政，品評施政得失，檢驗政權有否公道地分派賞罰、權責、資源，然後責成當權者撥亂反正。當基督徒也忘記「行公義」應繫於自己作為上帝子民的身分，而相信這只是政府的責任或特權，教會的公共踐行就會停留於為公義「發聲」，以為向政府提出訴求，已經等同完成任務；這樣，我們就不會反求諸己，只是不斷諉過於人 —— 結果我們缺乏承擔和委身，未能為了別人的好處，為了別人得到公平的對待，甘願犧牲自己的所得所有。

公義不是分配，是分享

　　世俗的分配公義（distributive justice），即一般所謂的「社會公義」，是關於如何分配有限的公共資源或益處（benefits），包括一些生存的基本物質需要，以及非物質的權利（rights）；例如，「所得」要與「付出」、「需要」或「功勞」（merits）對等相稱（proportional）。分配公義最後必會訴諸「權利」，即「對他人的公正訴求」（just claims on others）。「權利」的享用可以是非競爭性的，本該不會因匱乏而供不應求，但一人的「權利」必帶來其他人（特別是政府）相應的「義務」去保障其權利，維護權利需要社會成本；另外，個人的權利可以與別人的權利衝突，或個人的權利與整體的權利抵觸，未能兩全其美，於是「權利」的享用就產生分配的難題。提出分配公義的不同原則，本來是試圖擺平這些權利之間的衝突和競逐，但總是淪為平衡不同人或集團之間的利益。現實世界的分配公義每每是對真正的公義的強暴，將權力鬥爭之後、以強勝弱的結果粉飾成為「公義」。分配公義甚至可算是個「騙局」，名義上協助社會排難解紛，實際上卻變相延續（常態化、正規化）人際關係的競爭、摩擦、對壘、矛盾，而無法修補關係，使人和好。

　　這樣的話，分配公義就是永遠要求別人放棄他們的利益，為另一班人的權利而犧牲，是一種劫富濟貧的草莽公義。基督徒爭取的有時也是這種公義：為窮人發聲，就是要求那些有財有勢的，包括政府或富可敵國的大企業，拿更多的錢財去賙濟窮人，彷彿忘記了賙濟窮人也是教會的責任；彷彿我們的社會願景，就是福利制度完善，社會不再有窮人，甚至祈盼教會不再需要用自己的時間、金錢、愛心去關顧窮人；這樣，教會就算功德圓滿。若是如此，基督徒所渴想的「公義社會」，就會淪為一個不再需要教會天天存謙卑的心與上帝同行公義、施憐憫的世界！

　　舊約聖經不斷重複「行公義、好憐憫」的教導，它是非常具體的特定要求，不外乎照護孤寡老弱、貧窮人、寄居者和外來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正因為耶和華這位上帝要保護那些無力保護自己的人，拯救那些無助的人，我們並不需要爭取任何抽象的公義，也不是要一勞永逸地改革社會制度，聖經更沒有指示我們去鋤強扶弱。事實上，聖經裡面的公義，極為非比尋常之處正正在於指出：扶弱，不必鋤強！當然，我們經常在舊約聖經見到，先知批判社會的貧富懸殊，但先知的角色首先是代表上帝向上帝的子民（包括他們的統治者）宣告上帝的話語，而並非像現今的基督徒所想像的，向世俗社會表態發聲。基督徒很容易忘記，那些為富不仁、被聖經批判為對貧困者視而不見的人，也包括我們自己。

　　在一個扭曲人性的社會，我們累積起的財富（即「資本」）全部都是直接或間接從剝削別人而來的，而不是我們「應分」獲得的。中產化的教會，也是現有不公義的經濟制度的得益者。在資本主義裡，富人是得益者；富有而不願意同人分享，就是一種罪。所以，擁有越多的人，越應該樂意分享，不可永遠厚待自己，待薄別人。這才是聖經所教導的經濟公義。

　　聖經的分享公義遠超世俗的分配公義，遠超那種對「誰應分獲得甚麼？」的斤斤計較。在聖經所想像的公義社會，每逢見到有貧乏的人，連基本生活需要也未能滿足，任何人都有責任施以援手，而不能推卸是政府、富人或別人的責任。更獨特的是，我們不必計較這些有需要的人是否「值得」幫助，不必考究困境的根由，弄清楚他們到底是自食其果，還是不公義的受害者。舊約聖經裡不少關於經濟生活的律法，包括十一奉獻、麥田遺穗、休耕、禧年、寬減債務、釋放奴隸、地歸原主等等，皆旨在「限富扶貧」，而並非通過公共財政制度再分配財富，消滅貧富懸殊。以色列人這些律法，一方面，防止族群之中有人因諸種原因，跌入不能自立的處境，甚至有危機被排除於社群的日常生活之外，或在其他生活場景遭遇更大的壓迫，淪為不義的受害者，產生更多的社會罪惡；另一方面，防止某些人累積起相對於眾人凌駕性、支配性的經濟優勢。所以，貧窮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關乎整個社群的健康（well-being）。

　　在舊約聖經，測試以色列人有否遵行上帝旨意的指標，不在於社會上是否出現窮人；而在於不管貧乏的成因是甚麼，一旦有窮人出現，有沒有人願意伸出援手。群體要休戚與共（solidarity），不讓任何人落得孤立無援，甚至惠及外來人、寄居者，是因為以色列人也曾為奴寄居，流離失所，他們要記念上帝昔日對他們的拯救。這是整個群體中「人人」的責任，無可推諉。最令耶和華憤怒的，也許不是以色列社會出現不平等，而是上帝的子民對困乏者袖手旁觀。整個猶太妥拉（Torah）的傳統，不能與現代意義的成文法典相提並論；它是幫助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的義道（path of righteousness）的訓誨，指引他們在墮落的世界過和平、公義、仁愛的生活，展示來自上帝的「公義的和平，或和平的公義」（shalom），也就是上帝原初造人時，渴望我們能夠活出來的，聯繫於上帝、別人、其他受造物的一種整全 / 健全的關係。足見，要成為一群公義的子民，根本之處不在於立法、施政或設計一套天衣無縫的制度。

　　因此，對於以色列人或教會而言，慈惠（charity）不應當是口袋有餘才去行的善舉，關顧窮人也並非出於愛心滿溢的同情，或無私的自願奉獻，而是公義的訴求。慷慨（generosity）就是上帝公義的體現。由舊約到新約，聖經的經濟教導，由始至終都是分享，而非分配。聖經並無提出一幅藍圖，讓我們設計出一種保證「公平公正」（fair and equitable）的分配制度。出人意外地，聖經的經濟倫理，完全沒有提出方案去處理系統性的不義或結構性罪惡，也沒有針對貧窮的成因或根源；反而，聖經的教導幾乎只限於止痛式的治標（palliative），而不是治本，哪裡有窮人，哪裡就需要有「公義」（即「分享」）。耐人尋味的是，聖經彷彿假設了常有窮人與我們同在，真正的、屬於上帝國的公義，是終末性的；而教會這群上帝子民，就是被呼召去提早、不完全地活出終末的天國樣式。三一上帝對付不義的策略，不是動員祂的子民與不公義的世界打仗，而是設立一個有別於世界的另類群體，讓我們與人分享從上主所領受的一切。

　　初代教會實踐的「凡物公用」（徒二44-47）或者「均平」（林後八14-15），不是共產的雛型，只不過是保證群體之中，不會有成員因貧窮而變得孤立無助。聖經既不支持私有產權，亦不贊成我們以武力去推翻它。「分享」既揭露了墮落世界的真相，又同時指向救贖的終成。

　　一方面，我們現在所擁有、享用的一切，無非都是他者的禮物、恩賜，否則就是從掠奪、霸佔、剝削而來，本來都是我們「不應分」佔有的。所以，我們只能夠帶著感恩的心（with gratitude），以及歉疚（in repentance），甚或虧欠（indebtedness）去享用不該有的財富，並且更加樂意，將白白領受自別人和上帝的恩惠，慷他人之慨、慷上帝之慨分享出去。「分享」超越了世俗公義「各得其所」的等值交換，從根本上顛覆私有產權此萬惡之源：我自願割捨原以為是「屬於」自己的，無條件轉贈予另一個不配得、「不應分」擁有的人；將原本「屬於」我、「不屬於」你的，變成「屬於」你、「不再屬於」我的。

　　另一方面，「分享」也啟示出世界原初受造的本相：人作為受造物，我們的存在應該是互相依存的，而非自足自存；我們生命的真相，就是要依靠和倚賴上帝、別人，以及其他的受造物。所謂「罪」，表現於將別人推向孤絕（isolation），又或者標榜自主、不求別人（autonomy）；「罪」就是堅持各人只顧自己的事，各按其分，各得其所。但天國的福音解除了罪對人的捆綁，讓我們如今可以安心倚靠創造主一切的恩賜，甚至歡喜地領受別人的恩惠，不必覺得羞愧，學習在恩典中守望相助，彼此服侍。主內弟兄姊妹之間各不拖欠，唯獨虧欠的是未有盡心竭力去「彼此相愛」（比較：羅十三8），甚至別人所犯的罪，本來我們是「不應分」、也不能夠代替他們擔當的，現在也「應分」去分擔（加六2）。〔待續……〕

延伸閱讀：Chris Marshall, Little Book of Biblical Justice: A Fresh Approach to the Bible’s Teachings on Justice (New York: Good Books, 2005).

^*本文改寫自筆者在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屬靈操練日」（2017年1月17日）的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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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教授分享」預告：
〈不與俗同的上帝公義（下）〉將刊於2017年10月號《院訊》，禤智偉老師將會承接「公義不是分配，是分享」的論述，進一步說明「公義不是報復，是復和」，闡明聖經所說的公義之本質。